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

摘 要：宋齐勋位具有二重性——起初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它有七个等级.北魏流外七等、萧梁流外七班与宋齐勋位的诸多相似性,证明二者都由后者继承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勋位承袭了宋齐勋位的名称.士族依靠门第从流内十八班入仕,寒微士人凭借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一般庶民从军人或胥吏做起,积累军勋、吏绩或年劳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从三品勋位或蕴位起家；三品蕴位及勋位迁流外七班,流外七班迁流内十八班,三者等级分明.因此,三品蕴位及勋位位居流外七班之下.

关 键 词：宋齐勋位；北魏流外七等；梁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及勋位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055-07

一、宋齐勋位制度考辨

关于梁流外七班的形成,学界有两种观点：阎步克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创流外七品”,梁武帝“改流外七品为流外七班”；宫崎市定先生则提出,北魏流外七等与梁流外七班都直接继承自南齐的流外七班.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本文就以此为线索,来考察萧梁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及勋位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严格说来齐梁时期尚无流外的称谓,萧梁的七班称为“位不登二品者”,北魏与陈朝始有流外之称.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根据人们的习惯用法,也将萧梁的七班称之为“流外七班”.

根据宫崎市定先生的提示,要探究萧梁流外七班的形成,首先要考察宋齐勋位制度.对于这一制度,学者们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学者们不仅对于勋位的性质意见不同,而且对于其等级更是存在着四、五、六、九四种不同观点.《宋书》卷九四《恩幸传序》：“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即士族高居乡品的一品与二品,三品以下的七个等级都是庶人的品级.由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士庶天隔”.高贵的士族为了和卑贱的庶民划清界限,将乡品的三至九品视为另类,称其为三品勋位、四品勋位,直至九品勋位.因此,勋位初期的性质如同阎步克先生所言：“勋位、勋品实际就是中正品,更具体地说,它就是中正九品之中三品以下各级的‘变体’.”《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齐职仪》：太祝令,品第七,四百石等用三品勋位.”《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引《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阎步克先生指出,玩味其语气,“这句话显然是在传述法规条文”.从以上两条史料的书法体例而言,勋位与乡品的性质的确极其相似.但同样出于《齐职仪》的勋位材料,后来书法体例发生了明显变化.《唐六典》卷二七《家令率更仆寺》：“《齐职仪》：家令主簿一人,四品勋位”；“《齐职仪》：太子率更令主簿,四品勋位”；“《齐职仪》：太子仆主簿,四品勋位”.同书卷十《秘书省》：“齐秘书令史,品勋位第六”.这些材料特别是最后一条与上述“太祝令,品第七”的书法体例如出一辙,这体现出勋位的性质已类似官品.笔者推测,起初寒官按照地位高低分别由三至九品勋位者担任.后来,政府就将习惯上由三品勋位者担任的寒官规定其等级为三品勋位,将惯于由四品勋位者担任的寒官定为四品勋位,以此类推.这样勋位就由中正品的性质转化为官阶性质.因此,对于勋位的性质,稳妥的意见可能是——它具有两重性,初期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其官阶的性质如同张旭华先生所说：是“一种旨在区别寒官流品及其等级的用人制度.”《唐六典·秘书省》：“《魏甲辰仪》：‘秘书令史,品第八.’晋品第九,宋品第八,齐秘书令史,品勋位第六,梁陈品第九.”“品勋位第六”,夹在魏、晋、宋与梁陈的官品之间,与它们比肩并列,显示勋位与官品的性质类似.来源于宋齐勋位的北魏流外七等与萧梁流外七班（详见后文所述）,都是官阶性质的制度,反证萧齐时期的勋位已具有这一性质.

关于宋齐勋位的等级,笔者认为不是四等、五等、六等、九等,而是七等.因为勋位是由三至九品乡品转化而来,相应地其等级也应是三品至九品,而不是一品至七品.即政府为了给寒人的职位升迁制定一个有章可循的次序,根据他们的军勋或吏绩,参照乡品的三至九等,排定了勋位的三至九品,共七等.宋齐勋位的七等可以由北魏的流外七等、萧梁的流外七班得到证明,因为后二者都源自宋齐勋位.这里先揭示北魏流外官制度来源于宋齐勋位的理由.其一,二者的最高级别都不约而同称为“勋品”.《南齐书》卷五六《刘系宗传》：“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元徽初,为奉朝请,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郎.”奉朝请属于士族担任的二品清官.勋品既然与二品清官相衔接,则它无疑是寒官的最高等级,即勋位的最高级别.北魏的勋品也“是流外官的最高品”.其二,二者都是庶民的官阶.宋齐勋位是庶人担任的官职.《魏书》卷五九《刘昶传》,北魏孝文帝宣称：“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为七等.”北魏的流外七等是士人九品之外的“小人之官”,也就是庶民之官.二者的使用对象如出一辙.其三,不但宋齐勋位的产生时间早于北魏的流外官制度,而且宋齐勋位的北传有迹可寻.逃奔北魏的南朝皇室刘昶与高门士族王肃将其传播到北魏,为孝文帝欣然接受.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北史》卷四二《王肃传》：“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欲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此事《魏书·王肃传》未载.

北魏的流外官制度虽然来源于宋齐勋位,但二者有两个显著区别.其一,根据上文孝文帝所言可知,北魏的流外官在士人乡品九品之外,即流外七等在九品官人法体制之外,二者是并列共存的关系.而宋齐勋位是从乡品三品以下剥离出来的,它仍在九品官人法体系之内.因此,北魏流外七等是一至七等,最高等级“勋品”是流外一品；而宋齐勋位的等级是三至九等,最高等级“勋品”是指勋三品,如同阎步克先生所说：“勋位最高只是三品,并无勋位二品以至一品.”张旭华先生提出：“宋齐时的勋品确为勋位等级的最高品,也就是事实上的一品勋位.”张先生的前半句话符合实际,后半句话恐怕就失之偏颇了.由于北魏流外官制度与宋齐勋位存在以上区别,我们就不能根据北魏隋唐的“勋品”为流外一品,而推断宋齐的“勋品”也是勋一品.《唐六典》卷一一《尚衣局》：御府令“宋氏用三品勋位,明帝改用二品”；同书卷一四《太常寺》：“《齐职仪》：‘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等旧用三品勋位,孝建三年改为二品.’”学者多认为这两条材料中的“二品”是勋位二品.阎步克先生考证后指出：“这‘二品’是中正二品,不是‘勋位’.”笔者认为,阎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三品勋位与中正二品紧密对接,也说明其上没有勋二品、勋一品.宫崎市定先生认为,在南朝勋二品最高,“所以称作勋品”.②根据以上所述,这也与事实不符.张旭华先生说：北魏的“勋品流外”官“其所以恰好分为七等,也还是由于除去上品二品之外,中正品第尚有三至九品这七个品级的缘故.”⑧阎步克先生提出：北魏孝文帝“由中正品的三至九品,直接剥离出了一个流外七品的体系”.④这些解释似乎都与事实不符,因为史书言之凿凿,北魏的流外官在士人乡品的“九品之外”,与乡品无涉；它不是由中正品转化而来,而是如上文所述承袭自宋齐勋位.其二,《魏书·官氏志》对前后两个《职员令》的九品官不厌其烦一一罗列,而“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矣”,一言带过.这说明北魏的流外官处于九品官之外,二者是并列关系,即北魏的品官都是士人起家与迁转的官职.而“在宋齐三品勋位与官品是交叉的,如太祝令、廪牺署令和诸陵令既为七品之官,又为‘三品勋位’.”笔者推测,其他勋位官职也可能有与官品交叉者,只是史书没有留下记载而已.来源于宋齐勋位的北魏流外官分为七等,绝不是偶然的,它应该源自宋齐勋位的七等.无论从勋位起源于乡品三至九品七等而言,还是从北魏的流外七等推测,宋齐勋位的等级都应是三至九品七等.这一见解还有一个强有力证据,那就是《隋书·百官志上》在梁流外七班之后,紧接着记载了三品蕴位、三品勋位,而不是一品或二品勋位,证明其上原本就不存在一品勋位、二品勋位,即三品勋位就是勋位的最高级别.学者们宋齐勋位四等、五等、六等、九等诸说,不但与勋位的起源难以吻合,而且与北魏流外七等、梁流外七班难以贯通,因而似乎都难以成立.

阎步克先生提出：“中正品形式上含有九等,然而一品及七、八、九品均属‘虚悬’,实际上五等而已；勋位、勋品就是中正品三品以下诸级,它在形式上含有七等,实际运用中则为四等,七、八、九品并不实用.”⑥而毛汉光先生则认为：“七品勋位、八品勋位、九品勋位亦可能有,因官微而不见载”.⑦根据以上所述,勋位包括三至九品七等,因而笔者认为,毛先生的观点是可取的.勋位七品虽然模糊暧昧,但似乎仍有迹可寻.《唐六典》卷二九《亲王亲事府·典军》引《齐职仪》,诸公领兵职局有“库典军七职二人,仓典军七职二人”,“车厩典军五品二人,马典军五品二人”.由后者的体例可以推测,前面两例的“七职”很可能是“七品”之讹.萧齐时有与“典军”职位性质类似的“典事”.《南齐书》卷五六《吕文度传》：“宋世为细作金银库吏,竹局匠.元徽中,为射雉典事等为石头城监.”石头城监在萧梁为三品蕴位.射雉典事的位次在石头城监之下,而且是吏人起家之职,库典军、仓典军的勋位等级大概与之近似；再由车厩典军与马典军皆为五品勋位可以推知,库典军与仓典军为七品勋位,是完全可能的.《南史》卷七七《恩幸吕文显传》：典签“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对于“七职”,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但大多认同吕思勉与严耕望两位先生的“七职”为“士职”说.⑧“士职”说与事实不符,因为直到刘宋中期,担任典签的戴法兴、戴明宝、蔡闲、董元嗣等俱为寒人,即“当时典签多由寒人担任”.《南史》卷四四《萧子伦传》：萧齐中期的典签华伯茂自称“小吏”.由此可知,宋初典签绝没有改为士职,直到萧齐典签仍是吏职,没有晋升为品官.徐茂明先生推测“本五品吏”的“五品”“或为‘无品’之误”.⑩笔者赞成徐先生的这一推测,并进而提出此“七职”同样是“七品”之讹.这样,上引史料就得到合理解释了——典签原来是没有品级的胥吏,宋初开始受到重视,被规定为勋位七品,这与萧梁时它被挤压在三品勋位及蕴位之外相吻合.这说明,宋齐勋位三至九品七等,是可以成立的.

二、梁流外七班与三品勋位及蕴位的形成

萧梁的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来源于宋齐的勋位七等,其证据有以下四个.其一,二者面对的社会群体都是寒人即庶民.宋齐勋位是为庶人所设,已如前文所述.流外七班是“位不登二品者”的起家官,而南朝的二品以下皆为“卑庶”.因此,起家流外七班的“寒微士人”仍然属于庶民.三品蕴位及勋位更是一般庶民担任的官职.其二,二者的性质相同.梁官班制是士庶起家与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唐六典》卷二六《太子右春坊》：“《齐职仪》：中庶子下有门下通事守舍人四人,三品勋录叙,武冠,朱服.”《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诸陵令等置主簿、户曹各一人,六品保举.”又,刘系宗“以寒官累迁至勋品”.这说明,萧齐勋位与梁官班的性质相同,是寒人起家与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其三,如前文所述,宋齐勋位与官品是交叉的,即有些品官被列入了勋位.梁朝的流外七班、三品勋位与官品也是交叉的,例如七品的廷尉主簿为流外四班,八品的中书主事令史与九品的尚书正令史、门下令史、中书令史皆为三品勋位.宫崎市定先生提出：梁武帝的官制改革,“确定了品官都是士人,适用于礼,要保全其面子的原则”；在新官制中,令史“被堆积于新品官的下面”.这有失偏颇,梁朝士族与庶民的界限不在品官与否,而在从流内十八班与还是流外起家；北魏士人与庶民的界限才是品官与流外官的区别.士族被称为士流或九流.流内、流外的划分来自“士流”的称谓,即土族起家的官就是流内官,庶民起家的官为流外官.南北朝不同的是,南朝乡品二品以上属于士族,三品以下就属于庶民；北朝乡品九品之内都是士族,九品之外是庶民.其四,梁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与宋齐勋位之间存在明显的承袭痕迹.《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国子助教之下有“典学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国子助教宋陈皆官品第八.因而如同阎步克先生所说,典学的“三品”是“三品勋位”.“准”就是参照、比照的意思,即典学与太常主簿的官阶相同.萧梁的国子典学为三品蕴位,而太常主簿为流外四班.这说明萧梁改制时,有些三品勋位官被划人流外七班,有些则留在三品蕴位或勋位,即萧梁将宋齐的勋位七等改造为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萧梁的三品蕴位及勋位来源于宋齐勋位,斑斑可考.例如,萧齐时的三品勋位廪牺令,四品勋位门下通事守舍人,六品勋位的中书令史,入梁后皆为三品勋位.梁三品勋位的典书守舍人,与萧齐的三品勋位内典书通事舍人,大概为同一官职之异称.萧齐时四品勋位太子家令主簿、太子率更令主簿、太子仆主簿,五品勋位的太子内直兵史,六品勋位的秘书令史,在梁的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及勋位都不见踪影,如果不是史书失载,则可能被排挤在了三品蕴位及勋位之下.据此可以推测,萧梁改制时原来的勋位官有的被划入了流外七班,有些留在了三品勋位或蕴位；同时存在的三品蕴位与三品勋位可以证明它们就是萧梁官阶的最低端,此外不见记载的一些宋齐勋位官,很可能被排挤在三品勋位及蕴位之外,成为没有等级的“胥吏”,如同张旭华先生所说：“《隋书·百官志上》对四品勋位以下者及其所任官职全无记载等这表明在梁陈时期,四品勋位以下各品已被排除在勋品等级序列之外,故其所任官职亦被剔除出‘三品勋位’官班,以致成为不入流品的冗末之职.”

东晋末期,门阀士族日益腐朽,逐渐丧失了军事才干.时至南朝,在士族日趋腐朽无能的同时,寒庶阶层中有才干者大量涌现,深受皇帝的亲睐与重用.可以举一显著例证：寒人刘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齐）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梁武帝为了广揽贤才、巩固统治,其用人政策在仍旧重视门第的同时,日益侧重学识才干.例如,《隋书·百官志上》：中书通事舍人,“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四年正月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八年五月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这就是说,只要精通一门儒家经典,寒人也可以到政府部门任职；哪怕是高门士族,如果不能精通一门儒经,也不能人仕为官.魏晋以来,士族凭借九品官人法与自身门第,即使毫无才能,也可直接人仕.例如,东晋时期,谢灵运之父谢瑛,“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萧梁时期,这一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转变.“家世农夫”的沈峻,勤奋好学,“博通《五经》”,顺利出仕.天监四年,政府专门为寒人创办了五个学馆,每馆有数百人,“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五馆馆主之一的贺埸天监九年病故,生前“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短短五年时间,一个学馆就有这么多寒人通过考试进入政府部门任职.这都足以说明梁武帝的诏书并非具文.梁武帝为了选拔出身庶民的才学之士为皇朝效劳,于是沿用宋齐时期的勋位七等,专门为“寒微士人”设置了流外七班,而将三品蕴位及勋位,作为一般庶民的入仕官阶.即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勋位沿用了宋齐勋位的官阶名称,另外仿照三品勋位增设了三品蕴位.士族凭借门第从流内十八班入仕,“寒微士人”依靠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三品蕴位及勋位的名称意味着,一般庶人要从士兵或低级胥吏做起,积累吏绩、军勋或年资到一定程度,才能跻身这一官阶.这就是三者的区别所在.三、流外七班与三品蕴位及勋位的关系关于梁流外七班与三品蕴位及勋位的关系,宫崎市定先生说：“新产生的流外七班与流外勋位,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成为流外官,两者依然是平行关系,而不应该是在流外七班之下另外存在流外勋位.”韩国金裕哲先生认为,蕴位、勋位“直接连续于流内”.阎步克先生提出：宋齐时处于“三品勋位”的太祝令、廪牺署令、陵令都是官品第七,“这些官职的官品并不很低,陵令在孝建三年还由三品勋位改为乡品二品.在梁代它们也不大可能是七班之下的微末官职；梁代的三品勋位及蕴位也应是紧接着十八班之下的一个等级,或者与流外七班的第七班平行,或者尚在其上.”正由于太祝令与帝陵令官品不很低,所以在梁官班制中,它们分别位居流内一班与二班,只有廪牺令仍处于三品勋位.阎先生观点的证据实际上只有廪牺令一职,是很薄弱的.唐长孺先生说：“流外七班以处通常被认为寒微的低级士族,以下还有所谓‘三品蕴位’,‘三品勋位’,那便是寒人之职.”张旭华先生也认为三品蕴位及勋位在流外七班之下.笔者赞成唐先生与张先生的见解,也认为三品蕴位及勋位在流外七班之下.下文就对这一观点试作申论.

三品蕴位及勋位在流外七班之下,《唐六典》有多处明确记载.该书卷一一《殿中省》：“梁初,位不登七班者别署蕴位、勋位,殿中外监为三品蕴位,内监为三品勋位.”卷一八《典客署令》：“梁有典客馆令、丞,在七班之下,为三品勋位”.卷一九《导官署令》：“魏、晋、宋、齐皆有令、丞.梁在七班之下,为三品勋位；陈因之.”（《隋志》作“三品蕴位”）卷二O《两京诸市署》：“粱有太、南、北三市丞,位在七班之下；陈因之.”（《隋志》太官市署丞为三品蕴位）.卷二二《中尚署丞》：“梁位在七班之下,为三品勋位.”《唐六典》的这些记载应该出自政府文件,不可能是编者的凭空杜撰.要否定《唐六典》以上多达五处的记载,显然是很困难的.

流内十八班是士族起家官,流外七班是寒微士人即具备了士人条件的庶民的起家官,三品蕴位及勋位是寒人即一般庶民担任的官职,三者高低有别,泾渭分明.由于此故,后来阎步克先生在坚持上述意见的同时,观点出现犹疑暧昧.他说：“仅从流外七班面向寒微士人,而蕴位、勋位面向吏姓寒人看,或可说前者身份高于后者；然若考虑寒人‘掌机要’之实际权势,这也不是绝对的,他们未必比七班‘寒微士人’低下多少.因行政等级和身份等级错综交织,因此很难断言流外七班与蕴位、勋位孰高孰低.”三品蕴位及勋位在流外七班之下,从制度规定上可以找到有力证据.《隋书·百官志上》：“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为之.从此班者,方得进登第一班.”即经过流外七班方可进入流内十八班,言外之意是不能由三品蕴位及勋位直接进入流内十八班的,必须要经过流外七班这一环节方可.这足以说明三品蕴位及勋位在流外七班之下.制度制定者的意图是——一般庶民从三品蕴位或勋位起家,通过流外七班,然后晋升至流内十八班；“寒微士人”由于本身的文化素养较高得到优待,即“寒士大概受到准士人的待遇”,得以从流外七班起家,逐步升迁至流内十八班.这是理论上的规划与设计,实际上一般庶民积累吏绩、军勋,能升至三品蕴位或勋位已属荣幸之至,能升人流外七班者更是凤毛麟角,除非依靠出众军功或侥幸得到皇帝宠幸,他们要升人流内十八班可以说终生都没有希望；“寒微士人”从流外七班起家,多数人可能终生都滞留在这里,极少数才华出众的才能勉强跻身流内,例如由于精通经术的孔子祛从流外七班的长沙嗣王侍郎起家,升至流内七班的步兵校尉；沈峻从流外六班的汝阴或巴陵“王国中尉”起家,升至流内三班的员外散骑侍郎,官至武康令.如果三品蕴位及勋位与流外七班是平行关系,直接与流内十八班对接,那么它们之间的迁转就势必发生混乱,这恐怕有悖改革者的本意.

笔者在梁朝未能找到由三品蕴位或勋位通过流外七班升至流内十八班的事例.由于梁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及勋位由宋齐勋位发展演变而成,我们不妨用刘宋时的材料来论证以上观点.《宋书》卷九四《戴法兴传》：“为吏传署,人为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得法兴等五人,以法兴为记室令史.义康败,仍为世祖征虏、抚军记室掾等仍补南中郎典签等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闲俱转参军督护等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在梁官班制中,尚书令史基本在三品蕴位及勋位,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在流外六班,南台侍御史在流内一班.戴法兴等人的官职迁转次序与之吻合,从而说明三品勋位迁流外七班,流外七班迁流内十八班的升迁次序.同书卷八四《邓琬传》,政府根据百姓捐纳米、钱、杂谷数量的由少到多,分别授予荒县、四品正令史、三品令史、内监在家、荒郡、诸王国三令在家.由此可知,刘宋的诸王国三令位居诸令史与内监之上.在梁官班制中,诸令史一般在三品蕴位及勋位,殿中内监与内监在三品勋位,而皇弟皇子国三令、嗣王国三令与蕃王国三令分别位居流外五班、四班与三班,这证明梁流外七班位居三品蕴位及勋位之上.同书卷九五《索虏传》：“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人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行征.”在梁官班制中,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为流外六班,皇弟皇子国三令流外五班,公府舍人三品勋位.“公府舍人”与“相府舍人”相当.这再次证明三品勋位在流外七班之下.

关于三品蕴位与三品勋位的关系,宫崎市定先生认为：“三品蕴位当位于三品勋位之上”；汪征鲁先生则认为,二者在“级别上是完全相等的”,因为二者“有完全相同的官职等有彼此包含的官职等有彼此对称对应的官职”.汪先生的观点是可取的.

通过上文所述可知,唐代官职分为流内、流外,流外的最高等级称“勋品”,以及“以流外人流”等制度,都渊源于南朝.这就为唐长孺先生精详考证的“唐代南朝化倾向”,增添了一个佐证.

（责任编辑：蔡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