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学术刊物上的中国经验

点赞:8676 浏览:3417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本文通过对西方主流学术刊物上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进行分析,揭示了西方学者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从中发现西方主流学术圈对中国经验表示赞赏和肯定,他们认为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而对改革实行的渐进式推动,使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扣繁荣,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改革中坚持创新的举措,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改革中充满活力,平稳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

关 键 词:西方学者;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103-06

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有逐渐深入之势,理清西方学者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状况,能及时了解西方主流学术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考虑到这些知名学者对某些国家政府决策的影响,对之进行梳理和评析也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西方国家的政策导向.本文所关注的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包括《中国季刊》(ChinaQuartly)、《现代中国》(ModernChina)、《亚洲纵览》(AsianSurvey)、《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中国》(ChinaJournal)等,这些杂志或者是由西方著名大学承办,如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或者出于西方著名学术机构,其观点突出体现了西方主流学术圈的看法,在研究立场、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上力求客观、科学.本文摒弃了那些有着明显政治倾向性的学术杂志,因此,考察西方主流学术杂志的观点、态度,既能够把握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理论创新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一、坚持渐进的改革道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学者对中国成就的关注度明显增加,此时,有学者就中国改革开放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构架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成就基础之上的,是坚持民族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经济主权的结果,而这正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如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Hart—Landsberg)等认为“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数量自1990年后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存在争论,但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这应归功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总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教训后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面临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坚持全力发展生产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成绩是显著的,但关涉所走的道路,仍有人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大木一训曾将之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而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PeterNolan)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第三条道路”,而卡帕那·米斯拉(KalpanaMisra)也在著作中委婉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出现了偏离而且使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表现超出了预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的物质文化水平,而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突出成就,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一直努力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推行了渐进式改革,她以维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己任,使民众改善了生活,获得了实惠.

在推行渐进式改革中,中国政府考虑到经济发展会引发分配的不公,为保证改革后民众依然能够享受社会公平,中国政府对农村土地改革和大型国有企业表现出强有力的调控能力.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兼威廉哈兹荣誉教授珍·斯琪(JeanCOi)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指出中国政府对于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基本上采取了放任态度,而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则进行了有力的干预,从而实现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局势的有力控制和合理布局,这对保证社会公平有相当意义.卡仁·R·费舍尔(KarenR.Fisher)指出,在中国政府的正确引导下,中国正转向中等发达国家,这不仅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政府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且政府也可以将更多的钱投向公民的福利.在他们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民众能够分得实惠.

中国进行的体制改革是改掉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人民的)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体制,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制度等.中国能够实现经济的平稳过渡,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因为坚持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注意扶植国有企业和公有成分的主体地位,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鼓励私有经济的增长,对于集体企业的发展也大力推动,但是仍有证据表明国有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仍居于主导地位.

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戴维·科(DidKerr)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其推行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改革的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中国发展从事实积累驱动到技术创新驱动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这使得中国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依然延续着过去“自力更生”的传统,而中国靠技术创新推动发展的状况受制于全球生产系统、WTO知识产权规则等,这促使中国政府坚持自己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政治改革稳步推进等与中国和中国政府的领导分不开,对此,部分文章研究中也采取了比较宏观的考察,如佛雷得雷克(FrederickC.Teiwes)在其论文《中国政治的特点》中,对之后的中国城乡政治状况进行了考察,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中国政治改革中充当的积极角色基本持肯定态度.而密执根大学教授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在论文《21世纪的挑战,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对21世纪的中国政治结构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实现政府机构的变迁其操作卓有成效,但也指出此举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因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二、注意在创新中独立发展

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探索一条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新道路,中国政府在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谨慎参与,适时指导,引导中国城乡改革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但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劳勒(J.Lawler)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奠定基础.但是此间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又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答案是在创新中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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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中,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曾经采用绝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1978年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得以租用小块土地达15年之久,这种改革激发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其社会影响是积极向上的,如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Nolan)所评论的那样,中国土地改革是公平的,而1978年以来的土地改革增加了社会的稳定.

就发展经济和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合,中国在十七大以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这种和谐是建立在经济普遍发展上的和谐.对此不仅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看好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普遍贫穷之下即使有和谐,也是虚检测的或者政治强制力之下的和谐,因此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出路所在.“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空间得以扩展,从长远看来有利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注意推动基层选举,李凡(LiFan)认为这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农村的村民选举更加成熟,另一方面城市社区选举也渐成规模,这虽然未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变革,但是已经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全新尝试,对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具有指导意义.

纵观近年西方主流学术杂志对于中国发展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基本肯定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他们对于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发展经济方面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曲折后,转变了发展观念,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而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构架的发展模式,采纳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不断尝试取得了成功,这种新的尝试超越了意识形态,构建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国内外学者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在中国政府的执政创新中,中国政府通过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由于政府的积极引导,拥有私有房产的人日渐增多,随着私有房产的大量出现,中国中产阶级正以充沛的活力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侯苏庆(Suk-ChingHo)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消费社会,中国消费者权力意识大大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觉醒,中国消费者将侵权公司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带上法庭以保护自己权力②的事例在近年不断出现.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蒂(NicholasR.Lardy)指出,随着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迅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建设了大量的豪华别墅、联体别墅和一级写字楼,随后一些小城市如海口、北海等也出现过度建设问题,到1997年,上海浦东经济过热明显.中国政府领导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注意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补充,在这种尝试性改革中也暴露了很多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中国私营经济的过度发展值得中国政府警醒,因为其过度发展必然激发矛盾,对此要正确对待并恰当处理、以保持和谐,从而将矛盾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注意创新,安德鲁·甘波(AndrewGamble)注意到中国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也进行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是的教条,而是一种可选择的政治、经济原则,自1980年以来,作为国家战略,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合作.

三、积极应对全球化浪潮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洗礼,这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中国加入WTO以后,不可避免地扩大对外开放,外资加速渗入中国的经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竞争、政治竞争加剧,面对经济全球化将对中国经济引发挑战,一些学者提出警告,要关注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这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因此一种声音主张中国应对全球化应持较为保守的态度,或许这种观点过于保守.

不管中国政府和学者对于全球化持何种态度,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如刘康(LiuKang)所注意到的,中国在应对全球化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保持了自己的特点一一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他由此提出质疑:中国是否能成为特定历史时刻的具体事例,是否将是对全球化模式的一种批评呢?在力图保持自己特点的同时,中国坚持融入了全球化浪潮,经济学教授纳格拉吉(R.Nagaraj)在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后发现,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印度经济增长的1.5倍,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得益于飞速发展的农业和出口增长,这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动因.

在应对全球化热潮的同时,中国企业的硬件设施和人事管理效能都有很大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采取了积极融入的态度,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大大加强了,有学者注意到很多企业正在加紧立法保护工人权益.刘康(LiuKang)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大众文化产品渗入了中国文化版图,并通过所谓当代西方理论等文化知识产品影响中国,引入的西方学术理论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的讨论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种文化力量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接受全球化新文化影响的同时,罗登·罗特(RiordanRoett)等注意到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介绍到了西南亚和非洲国家,并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中国在世界文化中也在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Foot)在论文《中国实力和负责任的国度》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并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在这期间,中国政府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在国际事务参与中,表现出参与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中国在坚持融入全球化与保持民族特征方面也保持了较好的姿态,如学者贝尔德福·瑞·纳亚(BaldevRajNayar)指出的那样,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并没有放弃民族化,而是力图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中得出一个新的平衡,并将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份子.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推行渐进式改革,中国政府保持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对私有化经济发展则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技术推进、政治改革中,中国政府鼓励创新,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很好的势头,在农村基层选举和城镇基层选举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保持了谨慎的积极态度,既坚持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同时又注意保持自己的特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在改革中出现了很多困难,中国经济的发展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不断探索与改革、创新中得到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创新方面,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努力的多个侧面,包括经济的调整、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在对社会主义重新思考中注意对经济形式的创新等.

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经济转轨、经济体制的改革激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原有的贫困地区并没有脱贫,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则引发了新的贫困问题.而中国城市改革导致下岗工人大量增多,而下岗工人境遇揭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更有效的举措,约翰·吉利(JohnGiles)、阿尔伯特·帕克(AlbertPark)等在其论文《经济重建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工人》中指出,在1996年至2001年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城市工人的境况不尽如人意,而在救助下岗工人方面,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下岗工人在生活上所得到的帮助不是来自政府,而主要来自其他家庭成员.

西方学者的论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的实质,即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世界影响大大加强,随之,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日渐突出,西方学者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奇迹.但是改革所引发的矛盾也日渐凸显,这要求中国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官员注意到这种倾向,在改革中加强引导.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经济建设、创新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上的努力,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保持了正确的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