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美学价值

摘 要：路遥的《人生》表达了浓烈的人生命运的沧桑感,小说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人生”叙述,体现了对人生命运的美学表达,描绘了带有宿命色彩的悲剧美,和悲剧下潜在的忏悔意识.小说用真实的力量证明了美学的实践意义并突出其美学价值.

关 键 词：人生命运的美学表达；悲剧美；潜在的忏悔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320—02

小说作者倾注热情,投入全部的爱和恨,用生命歌唱出一曲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悲剧《人生》.小说依据现实主义原则,以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为例,围绕这一主人公的的命运,不仅对“城乡交叉地带”文化农村青年谋职就业,追求前途和理想的艰难做了真实深刻的反映；而且在爱情描写上,也由此之前的浅水微澜进入深流涡旋,从单一的矛盾冲突到复杂的感情纠.置身于浓重的悲剧意识的氛围中,我们不能不经受灵魂的洗礼,进而走向审美反思的高度,再次咀嚼人生和命运.小说充分表现了人生命运的复杂,在特殊社会环境中人生奋斗的悲剧和爱情悲剧以及在悲剧下潜在的忏悔意识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

一、深邃而令人心碎的“人生”和人生命运

小说对人生命运的美学表达,是无可回避的问题,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生命运应从连个方面着手：一是简单的理解,即人一生一世命运发展变化的过程；二是生命、意志、情感、精神及其一生一世命运发展变化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及其丰富多彩和奇谲莫测.这是小说创作美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小说《人生》在这些方面解决得就比较好.初读这篇小说颇觉凄凉、苍茫、惶惑,可它恰恰命名为《人生》.使我们这些像高加林刘巧珍一样拥有满腔热情对爱情和未来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年轻人不得不观照自身：我的人生在哪里,我将怎样走过自己的人生?

小说主要塑造了三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农村姑娘刘巧珍,城镇姑娘黄亚萍和有知识、有文化、期望跳出农村到大城市施展抱负的高中毕业生、回乡知青高加林.大队支部书记高明楼和公社文教助理马占胜利用职权,高明楼让自己的儿子挤掉了高加林民办教师的职务.高加林痛苦、愤怒,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高加林未必十分痛恨农民、农村和农业劳动,但是他的理想则不是当个好农民,是走向大城市,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所以高加林理想破灭,才会意志消沉,所以当本村姑娘刘巧珍向他倾吐了深藏已久的爱情,金子般的心,火样的热情,才使高加林聊以慰藉,又点燃了奋争的火焰.而小说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地“折磨”、“戏弄”我们的主人公高加林.此时,在新疆部队当师长的叔叔转业到本地当了劳动局长,还是那个马占胜,如今当了县劳动人事局副局长的马占胜,又暗中为高加林走后门,使高加林一跃成为县委通讯干事.到了县城的高加林工作热情、深入抗洪第一线、出入各种大小集会,他的才能和虚荣心得以充分的发挥和满足.城市生活的色彩和个人奋斗的驱使,又把高加林放到高中同学、美丽而又有文化的女播音员黄亚萍的面前,来考察高加林的内心世界.他抵御不了黄亚萍的爱情追求,开始了新的恋爱过程,却极大地伤害了刘巧珍纯真的情感.正当高加林、黄亚萍准备远走高飞,到大城市实现自己理想抱负之际,高加林走后门之事被告发,并很快得以纠正,他的一切美好幻想顿时化为泡影.与黄亚萍闪电式的恋爱瞬间结束,刘巧珍在悲伤中也与老实巴脚的农民马栓结婚.把高加林的多舛命运又推向了一个生活的极端,使得高加林扑倒在地,紧抓两把黄土,撕心裂肝地、绝望地呼救：“我的亲人哪等”《人生》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而又“残忍”地展现了一段深邃而又令人心醉的“人生”和人生命运.

小说把高加林的人生命运与社会、历史、时代紧密相联,与其自身的身世、性格密切相联,同时与他人,诸如刘巧珍、黄亚萍、马占胜、高明楼、克南妈等人的人生命运紧密联接,在错踪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中,来试验高加林的人生命运.现实中的人生命运,不是空中楼阁和抽象虚幻的玩意儿,实实在在讲就是事业和爱情,再具体讲就是人的生存与繁衍（）.这是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都要遇到和十分关心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作家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一对应起来,通过高加林独特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农村与城市、现实与理想、社会与时代、群体与个体及其偶然与必然的巨大而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出了浓烈的人生命运的沧桑感.

阅读小说谁都会聚焦于高加林身上,人们对他爱有余,恨不足,或者恨有余,爱不足,都是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双重情感.作家对高加林无论是艺术表现上,还是原型塑造上都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小说写人生命运的深刻性、典型性和真实性与现在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相融合,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

二、悲剧美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贯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崎岖之路.《人生》的审美思想只要表现在对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描写,让读者置身于悲剧的氛围中,经受灵魂的洗礼,走向审美反思的高度.

生活是残酷的,人活着,悲剧的多重性就不可避免.莫言说：“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惋的痛苦等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解脱.但如果有灵魂,死亡也仅仅是痛苦肉体的解脱而不是痛苦灵魂的解脱.古往今来的痛苦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徘徊着、游荡着,寻求解脱的方式.寄托痛苦灵魂的是艺术,解脱痛苦灵魂的也是艺术.”[1]在莫言的笔下,人物往往被赋予生命悲剧的特色.《人生》同样也是通过描写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悲剧和爱情悲剧来展现抒写痛苦灵魂的悲剧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是悲剧性的启示录,是一部“命运交响曲”.

先看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正如小说所说“生活的变化真如同春夏秋冬,一寒一暑差别甚远”.[2]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命运像万花筒似地变幻着：生活一会对他阴沉着脸,一会向他微笑；一会儿向他伸出热情的双臂,一会儿又施以严厉的惩罚.命运的急剧转换,使高加林晕头转向,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人生和命运就是如此丰富多姿、复杂多变.高加林从省城学习还没回来就被县委常委会撤掉了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变得一无所有,不得不离开这个给过他光荣和梦想更给了他打击和耻辱的城市,向着他的来路逆行,“他走在庄稼地中间的简易公路上,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难受”,回想已经走过的短暂而曲折的生活道路,后悔失去了巧珍“火一样热烈和水一样温柔的爱”,“他忍不住一下子站在路上,痛不欲生地张开嘴,想大声嘶叫,又叫不出声来!他两只手疯狂地揪扯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钮扣‘崩崩’地一颗颗飞掉了.”这是压抑后的爆发,多么痛苦,又多么苦涩.小说结尾,他扑倒在慷慨而宽容地再一次收留了他的故乡土地上,发出那一声包含着无比的痛悔也包含着无限的委屈的沉痛的.这些,都在强化人物命运的悲剧氛围,它在处位低下,心有不平之气的读者中,尤其能够引起共鸣,产生“净化”心灵的悲剧审美效果.

再看巧珍的爱情悲剧.这样的悲剧古往今来不知在人间多少次重演,也不知在多少艺术作品里得到过千姿百态的表现.但《人生》里的巧珍的爱情悲剧还是那么独特那么动人.尽管这个人物并不是作家作为诠释人生道理的主要对象来加以塑造,而是作为男主人公的陪衬来刻画的,但是这个美好的乡村女子的爱情悲剧却给入以更深刻的感动和更强烈的美感.没有读过书的美丽的乡村姑娘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美好而又无比善良的心.外表美和心灵美,是那么完美地在统一在她的身上.巧珍是作为美的化身存在的,作者让她像一面纯洁无瑕的镜子一样,照出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生失误和道德缺陷,的确起到了加强主人公人生选择的悲剧性.产生悲剧感染力的作用.但是,刘巧珍自身的人生悲剧,因凸显了汉民族民间精神的丰富性,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入的摹仿”、“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3]巧珍是少见的好人,但她却遭受了不应遭受的厄运.小说饱蘸笔墨,真切而细致地刻画了这样一种美和美的自虐,用它触动读者的爱美之心和怜悯之情,产生了感人至深的悲剧美.

三、潜在的忏悔意识

为在习见的文本中读出新意,“细读法”在英国应运而生.用斯蒂芬·欧文的说法,这种阅读法“尤其有助于帮助克服由于太熟悉而产生的某种障碍,或者不检测思索的习惯,因为你如果过于相信自己的默契,被先验的印象牵着走,那就往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确实从文本出发的细读,正是摆脱成见的好方法.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小说的结尾蕴含着浓烈的忏悔意识.

小说中“想来想去,他现在谁也不怨了,反而恨起自己：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他渐渐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去下一次惩罚——那时候,他也许就被彻底毁灭了等[2]这是他对人生的忏悔.在和德顺老人的交谈后发出了“我的亲人哪等”的歇斯底里的内心哀嚎.这是他对爱情的忏悔.这些忏悔中饱含着灵魂的痛苦和.忏悔者面对的是无可挽回的既成错误,它必然伴随着感情的痛苦和内心的折磨.但是属于宗教范畴的“忏悔”,又并非以宗教化形式显现和发挥作用,而只是作为一种观念意识渗透在小说情感世界中.因为忏悔者没有显示出大彻大悟的虚空,而完全是理想主义和向善力量驱动下的情感流露和自我反省.对往昔的追忆和忏悔,并不仅仅作为失恋者的精神慰藉,更主要是面对现实,剖析自己,为理想的人生和人性提供一种参照.这使得小说跨越其时空界限而获得了永久性的艺术魅力,超越故事本身而内涵了某种深刻的哲学意义.

李洁非讲：“人类需要文学和艺术是基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从中看见自己.”[4]那么我们从悲剧中看见了自己的什么呢?我以为除肯定自己外,更重要的是要否定自己——通过高加林人生的悲剧看到人性脆弱的一面,看到这乃是人性的悲剧,而不是一味的归咎社会、历史和个人的性格缺陷.陈思和讲：“这是中国文人的习惯,自我意识的缺乏不仅表现为缺乏对自己的肯定,同样的表现在缺乏对自己的否定上.”[5]这是中国性恶说一直被忽视的根源,但我们不能否定人性有脆弱的一面.马克思曾经对人性做了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分析,自然性不过是人不断进化过程中野蛮痕迹的某些残余,它可以说是人性脆弱的一个例证.

小说中高加林禁不住名利的诱惑趋利弊害的天性,致使他在现实利益关系中,始终按最有利于生存、有利于满足自己需求的原则行事,尽管抛弃巧珍后良心受到谴责,但在行为上他却受本能驱使.这是小说主人公高加林人性中的弱点.

人性的脆弱,始终是伴随着人的不断进化而与坚强、理智、道德同在的,一方面它显示了人之初的自然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不断发展的文明对人的异化.财富、权力、新生活的刺激,这是人类难以克服的诱惑.正因为它有腐蚀灵魂、造成破坏的根本特性,人类才要宗教、人文理想等精神追求和自我反省进行抗争.这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提起了这样一个主题：对于人的现实和精神困境的揭示,引发人类对于自身的审视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