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样式

摘 要：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儒家构建了其政治秩序的基本样式.这一基本样式的理论内容和构成要素在儒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多有所补益和增减,在秩序构成、运作等方面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呈现出了原生形态（先秦样式）、次生形态（两汉样式）、再生形态（宋明样式）和衍生形态（清代样式）等不同的理论和样式形态.但其共性却是一致的,都以大同世界为理想归依,且在基本构成体系上都遵循“己—家—君（国）”为政治秩序实体,以三纲五常为政治秩序规范,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

关 键 词：儒家；政治秩序；样式演变；设計体系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4—0020—04

儒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道学——清初实学——清中朴学（汉学）——清末公羊学”几个典型而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政治秩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也是沿着这条路线及其时间分区进行的：它发轫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因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横贯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体系得以建立的样式基础和理论支持.这一发展过程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不断发展、演变、式微和最终解体的过程,不同的儒者为适应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都曾从元典思想中演绎出了各种应时的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形态.儒学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总是批判地吸取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己,进而获得与时偕行、历劫常新的机能,充分反映了儒学巨大的适应性和坚韧的再生性特点.

因此,根据不同时期儒者对政治秩序思想及其样式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内容强调与补益的不同,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我们可以将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及其结构样式的演变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和衍生形态,这些样式所在的时间区段依次是先秦、两汉、宋明和清代,因此,这些样式也可以称之为：先秦样式、两汉样式、宋明样式、清代样式.这四者之间的理论预设和秩序建构是一脉相承的.就政治秩序构成要素和运作要求的不同点来看,这四者之间又有所差别,内容有所增补和删减,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其共性却是一致的,所有样式的本体论基础、价值维度、合法性资源都相同,其秩序构成的核心要素也依然前后承袭.由于儒门学者众多且各自的主张也多有不同,因此,儒家政治秩序思想从微观上看是十分庞杂的,无法一一枚举,故本文仅以政治秩序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为分析视角,从宏观上择其主要代表人物观点做一尝试性的架构和比较,以找寻出不同样式的主要共性与不同.

一、原生形态：先秦样式

先秦时期是儒学也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时期,面对秩序性焦虑问题,先秦儒家实感重建人间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适应小农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儒家由孔子开山立本,担起了重建人间政治秩序的任务.孔子在承袭三代、损益周礼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仁为逻辑和规范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以仁释礼,一本万殊.他强调道德理性的政治作用,把引入政治,由此,孔子把仁和礼作为政治秩序的基本规范,在政治秩序的主体层面上强调“己一家一君”为政治秩序的载体,而在秩序力上则强调仁政观和家长式权威,“修—齐—治—平”或“内圣外王”的秩序运作路径被引入了进来.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对其政治秩序思想及其样式设計进行了不同方向和路线的阐发与补充：在政治秩序规范层面上,孟子侧重仁,荀子侧重礼；在秩序力上,孟子重王道反霸道,荀子主王道与霸道并用；在政治秩序载体上,二者都强调“己一家一君”的主体范围.从整体看来,孔子、孟子和荀子设計的政治秩序样式都强调对君权的维护,看重依仁而礼的规范对政治主体的自律性与他律性规制,孔孟重自律,荀子重他律；在秩序的本体论基础、价值维度、合法性资源等方面,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强调天、人性、王权、德治、礼治、官僚,君权神授、传统、血缘认同、精英崇拜.这样,在诸子们的共同努力下,儒家政治秩序的原生形态在先秦得以创立了起来,为后世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和模型.

二、次生形态：两汉样式

汉代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儒家政治秩序思想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地位,进入了官学的殿堂,是原生形态政治秩序样式发展而成的一个重要秩序形态,我们称之为次生形态,完成这一形态历史性转换和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和立足点,承袭和融合了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在内的各家思想,根据社会政治及理论发展的需要对儒家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建构和完善.他把宇宙的系统图式引入了儒家政治秩序的模式建构中,以扬弃的方式建构了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宏伟气魄和博大模式,创立了适应封建大一统王权主义需要的政治秩序思想.董仲舒对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的改造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他把天人感应说、阴阳学说引入政治秩序思想中,进一步对人性问题进行阐发,为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本体论基础、价值诉求、合法性资源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其次,在政治秩序的体系建构方面,董氏进行了不同的强调和补充.在政治主体上,他进一步强调了君的秩序枢纽地位；在规范层面上,他强调仁的内在性价值,构造了三纲五常的规范体系；在秩序力上,他倡导德主刑辅的政治权力运用观,竭力主张维护君主权威.与此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对君权进行约束的秩序双向互动观及三世三统的理想秩序模式.在对理论进行不断改造和转换的同时,董仲舒还为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历史性转变作出了贡献,他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把儒学推上了独尊的官学地位,使儒学成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主导意识形态,为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由观念的力量转变为组织的力量提供了平台.

三、再生形态：宋明样式

宋明时期,和先秦诸子遇到的历史任务相同,先期宋儒们也遇到了重建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双重历史任务.首先,宋儒们生于晚唐的动乱之秋,经历了唐安史之乱后与其后的五代变局,目睹了黑暗的社会局面,饱尝了历史动荡的痛苦；与此同时,宋朝刚刚建立,新生的政治秩序有着诸多不稳因素,需要宋儒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拨乱反正,重建政治秩序.其次,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在佛、道文化的侵袭下,在宋初失去了官学的地位,命运岌岌可危,作为儒家政治秩序思想接力棒的传接者,他们急需进行一系列文化革新运动,以恢复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官学地位,重新统领文化秩序.宋儒们对这双重历史任务重建的回应使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在宋朝获得了新的生机,在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的建构中,宋儒们直接承袭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之学,以其形而上的智慧创造出了新的理论系统和秩序样式,重建和发展了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元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