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转型其意义

[摘 要]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汉语文学进入到当怎么发表展阶段,至今已经经历了3次比较明显的转型.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和平解放之初至上世纪80年代中,是藏族汉语文学由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封建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转型,以政治启蒙为旨归；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以文学启蒙为旨归；第三次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现在仍在推进之中,以文化启蒙为旨归.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书写者试图在全球经济与多元文化背景下,表达对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认识,并显示出通过文学书写发展藏族族性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努力.

[关 键 词]当代；藏族汉语文学；转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1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165—06

人们在评价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时,有两种基本的做法,或者将其置入她所属的民族的历史,或者使她超越于民族之上的文学的历史.拙文《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认为,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文学步入到她的当怎么发表展阶段,20世纪十年代,是藏族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藏族作家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革新文学观念,发展民族文学,并通过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根据近10年来藏族作家汉语书写的现实和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现状,将其放置在当代藏旗汉语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考量,笔者认为藏族汉语文学进入当怎么发表展之后经历了3次转型.

一、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及其政治启蒙旨归

藏族当代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是藏族当代文学由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封建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转型.这一时期跨越了中国和西藏社会历史上最、最动荡的岁月,藏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情感倾向等方面完全契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表达.这一时期的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和平解放到1970年代末,二是1980年代的前5年.马丽华在盘点当代西藏文学时,从这一时期文学的实际考察,曾说过“很像是内地五四以来特别是延安时代以来的带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传统在西藏的延伸,与新中国文学同步,但对西藏文学来说,无论从文体方面,从意识形态、思想感情、表达方式和表现内容等各方面,都是一种全面的本质性的脱胎换骨”.马丽华对当时西藏文学特点的概括和总结,也切合这一时期藏族文学的特点.我们把这种转型姑且名之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启蒙.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对全国各民族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西藏和平解放之初,在这样的政治启蒙中,文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尤其是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有力的抒情工具.就连出生于贵族家庭的擦珠·阿旺洛桑老人,在解放后不仅投入建设新西藏的热潮中,并且用他饱蘸的笔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歌颂各族人民的领袖,在诗歌里深情地抒发“莫忘的教导/莫忘了解放军的英明/莫忘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莫忘了民族内部要团结紧等要当家做主/赶快建设祖国的新西藏”（《金桥玉带》）.那些出身贫苦的农奴更是对和新中国给予热情的礼赞,如生于青海海东贫苦藏族家庭的诗人伊丹才让,其诗作几乎都是歌颂新社会,歌唱新生活的,特别是他的《党啊,我的阿妈》,揭露旧社会的悲惨生活,赞扬党的光辉比阿妈的爱更深广.伊丹才让、饶阶巴桑、丹真贡布等新中国第一批年轻的藏族诗人及其诗作,充满了对于新生政权的由衷礼赞,犹如献给新生民族的一束束鲜花,客观上起到了对藏族民众政治启蒙的作用.

这个时期,除诗歌外,藏族文学的主要成绩在于对民间文学诸如民歌、情歌、酒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的搜集整理和记录.这个时期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从力度和强度上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藏族民间文学第一次全方位立体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个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富有价值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是对昔日那些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农奴的政治平反.

这个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也拉开了帷幕.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的积淀,到了1980年代前5年,藏族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藏族作家,先后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最早出版长篇小说的是藏族作家降边嘉措,他的《格桑梅朵》成为藏族长篇小说的首创（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紧随其后的是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这两位作家又先后出版了《十三世》和《迷茫的大地》.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1981年创作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小说《清晨》（中篇）,多杰才旦创作了《又一个早晨》（1985年）,班觉创作了《松耳石》（1985年）.扎西达娃、尕藏才旦等年轻的藏族作家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批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抒情和宏大叙事的特点,其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情感倾向等和藏族传统文学有着鲜明清晰的界限,如人物从厌世、出世到入世,主题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到控诉与礼赞,题材从关注高僧大德到关注底层百姓,情感倾向从对至高无上的神佛的敬畏膜拜到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文学的功能从宗教宣传到民族政策宣传、为人民怎么写作、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胜利,是广大藏族民众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思想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看,这一批作家和作品无疑是汉语文学传统的延续,是汉语文学传统和建国17年文学模式对当代藏族汉语作家影响的结果.《格桑梅朵》中,边巴从一个农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解放军战士的复杂经历是边巴政治上觉醒和成熟的隐喻表达,这样的叙述策略也和作者降边嘉措自身政治上的成长分不开.作者本身的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修养,因此得以在创作中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认同的高度处理题材和刻画人物.这一时期,在作为主导意图的政治启蒙之外,藏族作家的族性意识相对模糊,诗人伊丹才让的《鼓乐》（1982年）写道：“当每一个民族骄傲地唱出他悦心的史诗乐章,一个文明国度的形象就拓上子子孙孙的心扉!”.他所吟唱的《母亲心授的歌》（1981年）,将家乡镶嵌在祖国的怀抱中,雪域高原、宽广的草原,就是母亲本身：“雪山挺起水晶的身躯呵/为我铺设金光闪耀的征程/母亲唱起祝福的歌儿呵/为我雕塑终生附体的灵魂.”这—.时期的藏族汉语文学由于对他性经验的趋同而遮蔽了自性意识的体验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