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数字化演进探析

[摘 要]数字出版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提出了数字化演进要求.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深入研究,发现各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由于学源背景不同、教师结构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改革也有很大差异.从发展现状来看,国内大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仍有数字化演进空间,可从培育数字出版专业特色与方向、优化技术类课程教学、推动教学方式改革和强化数字出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关 键 词]数字出版　出版教育　课程体系　数字化演进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出版业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版业数字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带来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实践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

目前,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数字出版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其出版物集多种媒体于一身,由图文、音频、视频、动画等元素构成.这就需要从业人员既能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又懂得设计艺术,既有扎实的出版理论素养,又要具备数字出版实践操作技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在“宽口径、厚基础、多技能”的要求下,以“大出版”、“大传播”为目标培养适应新技术新媒体发展和信息时代传播多元化趋势,拥有策划创意、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在数字出版领域从事网络出版、创意策划、新媒体出版技术与管理、数字装帧设计、媒体运营、数字版权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1].课程设置是以培养目标为依据的,因此,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应积极适应出版业现代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数字化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媒介融合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当前出版产业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随着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成为核心；二是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广泛应用,出版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各个环节对从业人员的信息技能有了更高要求[2].对此,一些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作出了相应调整,以应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带来的变革（见表1）.

从表1可以大致看出：一是与其他学源背景相比,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具有图书情报学学科背景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更加明显；二是脱胎于印刷专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的技术色彩更加浓厚；三是与大陆相比,港台地区更为重视数字出版技能的传授.

武汉大学与南京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都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因此课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向更为明显.相比较之下,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较多沿袭图书情报学专业课程.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则不仅新设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数字出版课程,如数字出版导论、网络编辑、多媒体应用技术、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等,并从2008年开始实行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2011年,教育部公布年度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同意武汉大学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武汉大学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原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之外独立招收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生,以适应转型升级后的出版行业对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高级专门出版人才的需求.这标志着我国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印刷学院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变化并不大,但是它于2008年新增了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其课程以数字出版相关的技术、内容加工与传播类课程为主,而以传统编辑出版学课程为辅.大陆其他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往往只是增开“网络与电子出版”“电子出版技术”等较少量的数字出版课程,似乎尚未形成出版学课程体系数字化.此外,台湾世新大学的出版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今设在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下的数位出版学专业也脱胎于原来的印刷专业,因此其课程设置特点与北京印刷学院非常相似,其中网络信息媒体相关课程与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比例不相上下.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代表性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媒介融合以及出版数字化的冲击下,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对本科课程设置进行了数字化调整,但是仍需加强和拓展.

二、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中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我国数字出版教育和培训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出版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包含传统出版产业发展与新兴媒体产业发展两种驱动力,因此必然需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思维以形成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体系.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部分高校尚未能或未及开设独立的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及相关课程并形成体系.囿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其往往在原来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补充、嫁接一些数字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也仍以纸质载体和传统出版流程相关理论为主导.显然,想用“旧瓶装新酒”或者小修小补的方式来革新编辑出版学专业,并以此来满足一个年产值已经超千亿的新兴产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是不现实的,我国必须建立起符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需求的教学理念和专业课程体系.

其次,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与实践存在脱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20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数字出版人才严重匮乏,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准备严重不足,我们的出版教育与出版产业严重脱节.”[5]这种出版教育与产业的脱节在数字出版课程体系建设中主要表现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不平衡.与国外相比,园内院校理论课程较多[6],而进入实验室上机练习,进入企业实战训练,接受来自业界人士指导的机会较少.从对国内数字出版相关课程调查情况来看,尽管目前像网站设计、数字出版物制作、网络信息编辑等实际操作课程已逐步进入出版学专业课程之中,但整体比例依然偏低.而在开设的技术类课程中,技术与实践缺乏紧密联系容易造成“两张皮”的现象,无法为学生提供可迁移的技术学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