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环境保护

摘 要:古罗马人是否认识到对环境的法律保护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西塞罗的《控维勒斯》以及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清楚地表明,古罗马人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关注.而通过对水污染的法律禁止、废物的非法排放、铅的使用三个具体实例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令状”、“倒泼或投掷之诉”、“否定之诉”这三种私法上的程序性工具在保护环境方面间接产生了一些法律效果,但其首要的旨趣并非保护环境而是保护个人利益.因此,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来看,古罗马人的时代并不存在环境保护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

关 键 词:古罗马,环境保护,令状,倒泼或投掷之诉,否定之诉

中图分类号:D90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4-0123-10

一、引言

古罗马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曾在巨著《自然史》第33卷第73章中批评公元1世纪的同时代人对其活动给大自然带来的破坏毫无担忧:“他用声音以及各种手势命令其工人立即(从山中)撤离,并各自逃生.山体崩裂,碎片四溅,轰隆作响,令人难以想象,同时烟尘弥漫,令人难以置信.胜利者们凝望着大自然的废墟.然而到目前为止,是否有金子,他们也浑然不知.他们开始挖掘,冒着各种危险,付出高昂的代价,无非是想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此,老普林尼还描述了由于搜寻金子的活动导致的山体崩塌.他认为其同时代人只想着获得收益以建造豪宅.姑且不说这个,他还看到,人类带着只着眼于收益的心思破坏着大自然.

以普林尼的这个片段,特别是其中“胜利者们凝望着大自然的废墟”这几个简洁的词汇作为开篇,我是想在后文深入研究三个片段,在我看来,以下三个片段鲜明地展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所带来的危险在古罗马时代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1.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在《自然史》第18卷第3章中,老普林尼写道:“我们在箭头和铁器上涂抹一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污染了河流和大自然的一些要素,因此我们将那些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变成了有害的.不要认为动物对这些有害物质一无所知,我们已指出过它们在与蛇的斗争中采取的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在被蛇伤到后采取的一些治疗手段.但除人类外,其他动物都不懂得使用别的动物的毒物进行斗争.”老普林尼认为,自己的同类污染了河流,因此破坏了大自然.他将人类与其他动物进行了对比,并注意到:与其他动物不同,只有人类使用身外的毒物制造箭.这就有力地展示了人类是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自私地攫取大自然的各种要素的.

2.西塞罗的《控维勒斯》.

在《控维勒斯》第2卷第5章第7节,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描述了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71年期间曾经担任西西里行省总督的盖尤斯·利奇纽斯·维勒斯(GaiusLiciniusVerres):“但在春天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根据西风或(望见)某些星星来判断春天的到来,而是认为在看到玫瑰花时春天就开始了——他投身于劳作和旅行.在这个时节,他总表现得能吃苦耐劳、不知疲倦,从未有人见过他骑马.实际上,就像比提尼亚的国王习惯的一样,他坐着八抬的肩舆,背靠用马耳他的布料缝制的、装满玫瑰花瓣的透明枕垫,而他本人头上和脖子上各戴一个花冠,鼻子前还放着一个用最精细的亚麻缝制的、有着细密网眼的、装满玫瑰花瓣的香包.”从上述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出,维勒斯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抵御来自城市下水道的恶臭气味,这就意味着罗马的废水排放存在问题.

3.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

在《建筑十书》第8卷第6章第10-11节,维特鲁威描述了陶管相对于铅管具有的优点,这些在铺设水管时可有效利用:“然而陶管有下列优点:首先,即使在铺设时出现差错,任何人都可进行修复.其次,陶管中的水比铅管中的水要有益于健康得多.因为铅会产生铅白,据说它对人体有害,所以铅管被认为是不好的.因此,如果某物所产生的东西是有害的,那么毫无疑问它本身也是有害的.等我们还可以举铅工的例子,他们的肤色都是苍白的.”他在此强调了为铺设水管之用的铅管的危害以及安装陶管的一些好处,因此陶管更为可取,并指出,陶管更便于修复,流经陶管的水也更有益于健康.此外他还认为,铅管对健康有害.对此,维特鲁威提出的一个具体论据是铅工们的苍白的肤色.

总的来看,上述三个片段清楚地表明,罗马人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关注,并且有时还对大自然持有某种保护性的态度.我要提的第一个问题并非社会人类学的而是法律上的:古罗马法学家是否已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方式接着我会通过几个具体的实例将该问题进一步深化,并尝试提出一个解释性的建议.

二、罗马法研究文献的现状

关于古罗马的环境保护问题,一方面,近年来的法学文献附带地有所涉及,另一方面,对此在解释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在此,我仅限于谈及一些讨论的要点.

研究古罗马环境保护问题的先驱是恩佐·纳尔蒂(EnzoNardi),他于1984年首次将古罗马文献中涉及污染问题的片段择选出来整理成一个清单.

更为精细的当数安德雷阿·迪·波尔多(AndreaDiPorto)的作品《在告示与判例之间的健康保护:拉贝奥的角色》(米兰,1990年),曾有一篇专题论文对该作品进行了评析并将之与其他文献做了对比.在这部作品中,迪·波尔多首次使用了“健康保护”的表达.他的研究仅限于共和晚期至帝政早期,这是颇有意味的,因为在这段时期罗马城迅速膨胀,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迪-波尔多认为,法学家特别是拉贝奥曾做出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解答.在后来的论文中,迪·波尔多开始关注城市污染的具体方面.

就这同一个研究领域来说,还有德国的雷纳特·费舍尔(RenateFischer),他是尝试对所谓“古罗马的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第一人.他首先检测设罗马人知道一些环境保护的方式,并根据主题范围的不同将这些方式分类如下:水的保护、关于卫生的规定、针对排放物的保护、河流与森林的保护.

罗马人并未将环境保护作为法律规定的首要任务,这一点已为安德雷阿斯·瓦克(AndreasWacke)在其关于罗马法中的环境保护的论文中证明.但他承认,有一些个别规定,通过对个人的私人财产的保护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然而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各种保护手段是不是由“对环境破坏的反思”这样一种基本思想支撑起来的.举一个例子:罗马城的居民一直以来都以最佳的方式管理和确保城市的卫生,这可能就产生于某种共同的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