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则纲《史学通》的历史教育思想

摘 要：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可说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史学功能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史学应为现实怎么写作的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历史教育方法.

关 键 词：李则纲；《史学通论》；历史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117－004

李则纲（１８９２—１９７７）,安徽省桐城人,历史学家,一生笔耕不辍,学术成果丰硕,著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始祖的诞生与图腾》等.

李则纲早年做过中学教师,后投笔从戎,在武汉国民革命政治部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又重执教鞭,１９２８年开始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任教,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两校均遭日寇破坏,李则纲又来到当时位于安徽省府安庆的省立安徽大学担任教职,讲授国文与历史.

李则纲在上海中国公学时主讲“史学通论”课程,来省立安徽大学后继续讲授这一课程.１９３５年,李则纲将“史学通论”一课的讲义编撰成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史地小丛书”之一出版,是为《史学通论》.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中国“新史学”思潮影响深远,但“五·四”运动之前,处于初起阶段的“新史学”还是着重于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破坏多于建设.受不断大量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史学界的自觉意识也不断增强,进一步加快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史学界不再限于泛泛的历史观的讨论,而着重于践行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利用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进行广泛的具体研究,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１］其时,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经历了一个由盲从到批判接受再到自主创造阐发的过程.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次史学理论研究的,翻译、编撰出版了许多具有总结性、概述性的史学理论著作,李则纲《史学通论》正是这一史学理论研究时期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对于史学理论的认识也直接反映到历史教育之中.这一时期的许多史学理论著作本身就是中学或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如罗元鲲的《史学概要》、杨鸿烈的《史学通论》等,其他许多史学理论著作也都不同程度地谈到了历史教育问题.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在他教授同名课程的讲义基础上补正改就的,可以说《史学通论》其实也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李则纲在书中论述对史学理论的认识,也必然反映到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之中.

一、对史学功能的认识

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而非历史的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历史教育中,史学的地位得以凸显［２］.在此背景下,历史教育思想必然受到对于史学本身认识的影响,对于史学的认识不同,尤其是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不同,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教育思想.阐述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体现的历史教育思想,可以先从他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开始.

（一）对传统史学功能的批判反省.李则纲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从对传统史学功能的批判反省开始.因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李则纲对传统史学功能进行批判的主要武器就是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史学家鲁滨逊的思想.

李则纲将“旧史家所承认历史的功效”即传统史学功能总结为“把历史当作一种垂训”［３］１４８,“明镜所以照形,观古所以知今”.李则纲在书中说道：“无论是中国的史家,外国的史家,在古代都有以过去的事情,做现代的鉴戒主张.”［３］１４９指出传统史家记述历史是为了教育指导后人.但李则纲立即运用进化史观的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垂训”功能进行了批判：“人类的状况变化,一个一个的时代不同,他们想拿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问题,是认自古迄今,人类的状况始终是一致的.所以前人的陈迹,可以永久为后人的先例.这是把时代看作一个永恒静止的状态,是多么一件错误的事呢.”［３］１４９显然,李则纲对传统史学那种照搬历史硬套现在的旧观点是反对的,因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把“时代看作一个永恒静止的状态”是错误的.在这里,李则纲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指出传统史学功能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是“想拿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问题”,这实际是一种“厚古薄今”的倒退历史观,以为“前人的陈迹,可以永久为后人的先例”,就是以历史压倒现实,传统史学这种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处理是错误的.

李则纲认为,旧史家把史学功能当作是一种“劝惩”,认为史学具有“极伟大的惩劝作用”［３］１４９,还把史学当作“辩护的资料”［３］１４９.李则纲对于传统史学的“辩护”功能是尤其反对的,他在《史学通论》中指出,“旧有史家,率有偏袒,用史实以为政治宗教哲学等参政之资”［３］１５０,这样做就是把史学当作是“攻守之武库,抉择史料以达其目的,不合者则压抑,弃置,或加以诬蔑焉”［３］１５０,这无疑违背了史学最根本的“求真”属性.

李则纲还提到了西方传统史学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他在书中将１９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史学家所认识的历史功效总结了两点,这和鲁滨逊在《新史学》一书中总结的相近,可以说是对鲁滨逊观点的接纳.李则纲在书中指出,欧洲旧史家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一是“把历史当作娱乐用的”,一是“把历史当作特殊事件的纪录”［３］１５０.这两种功能虽然可以“娱乐我们的情绪,满足我们的幻想”,但“人类的记忆力是有限,历史的工（功）用就是弥补这种记忆力的缺陷”［３］１５０,但毕竟这不是史学最主要的功能.

（二）对史学功能的重新阐发.李则纲在对传统史学功能进行批判之后,在《史学通论》中总结说,“在新史学的倾向中,他们认历史的功用,不是给人类的鉴戒和惩劝,也不是供人们的娱乐,亦非独纪录特殊的事实”［３］１５０,很明显受到了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影响.鲁滨逊认为,正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及参与社会改革事业的需要才是促使人们去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４］强调史学为现实社会怎么写作的功能.李则纲在接受鲁滨逊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论述了他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史学的功用,仅为一种纯净简洁的知识,由这种知识,可以帮助吾人明白社会的变革和现在的状况”［３］１５０,他甚至还在书中引用鲁滨逊的话：“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的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３］１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