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摘 要】1978年下半年笔者即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此后也一直跟踪研究.这一研究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企业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研究其规律性.这种梳理一方面展示一个长期致力于国企改革发展的学者的探索历程,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国企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进程.

【关 键 词】国有企业；理论；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F4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65—12

后期,我从经济研究所借调到国家建委工作,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粉碎“”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调查组到大庆油田进行调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大庆经验.1978年下半年,我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此后也一直跟踪研究.我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研究,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研究企业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从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经委等六个部门又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试点得到了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开展,给理论界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例如,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国营企业是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这种生产关系需要改革；经济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企业改革在经济改革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扩权让利外,还应包括哪些内容；怎样才能处理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等等.在当时,研究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解放思想,也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和国外的实践经验.

在粉碎“”后,我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涉及到企业问题.后来,我们又合作写了多篇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们研究了企业理论,从现代企业的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和论证了国有企业必须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说明了改革实践提出的其他一些理论问题.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是由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我们在合写的第一篇主张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在现代生产中,企业地位十分重要.第一,现代工农业分成许多专业程度很高的部门,一般化的领导已经不能适应高度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必须使各个企业能够根据本单位生产的特点,自觉运用科学技术,组织生产；第二,现代工厂内部也有十分复杂的分工,这就要求企业精密地组织各个环节和各个工种之间的协作,并随时调整,以消除不协调的因素；第三,现代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日新月异,如果企业不作创造性的努力,就只能循着相沿成习的旧规行事,势必落后于时代.这种情况表明,不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而我国国有企业没有机动权利和独立性,事无巨细都要向上级机关请示.因此,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1］

我们在提交1979年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研讨会”的论文《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中指出,我国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制度是以斯大林指导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理论根据的.该书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特点是这样规定的：第一,国营企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最成熟、最彻底的；第二,国营企业的产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是按照国家机关规定的手续和实现的；第三,在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中,归工人消费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国家预先规定单位产品或单位工时的劳动报酬的固定标准；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领导属于国家的企业,通过自己的代表,即由有关的国家机关任免的企业经理管理这些企业.这里既否定了企业应该有自己的利益,也否定了企业应该有自己的权力,还否定了企业应该发扬,不让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管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一直统治着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指出：为了推进改革,必须解放思想,认真清理和批判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论观点,扫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在由我执笔、与吴敬琏合写的文章［2］强调,一定要重视和加强企业理论问题的研究.论文指出：企业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既要研究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也要研究解决许多理论问题.过去我们对企业的理论问题重视得很不够,没有让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其原因,一是由于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理解得过于狭隘,认为企业问题就是企业管理问题,企业管理不属于生产关系,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解得非常片面,机械地理解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认为企业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三是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没有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呼吁要提高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加强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掌握企业发展的规律,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

怎样才能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呢?我们认为,一要承认企业的独立性,适当扩大企业权力,包括扩大企业安排经济活动、财务管理、确定工资和奖金以及外贸等方面的权力.二要给企业必要的利益,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能自负盈亏,一提自负盈亏就说是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没有分清各种自负盈亏的本质区别.三要发扬,保证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所有企业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我们还认为,只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时时刻刻发挥主动性,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指出：“这里首先有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并不都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解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往往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例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产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实质上已经不是商品,因而强调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不利于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还提出,要在商品交换基础上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企业的自动调节”,并提出了价值规律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企业自动调节的机制设想.（《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