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济堂学艺

65年前,我走进同济堂,两扇大玻璃门对开,两边有着直达房顶的大玻璃窗,进门后是一个大厅,房顶有几个明亮的大吊灯,厅里摆着若干长条藤椅供看病取药者歇息等

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背着一床草席裹着的旧棉被,在哥哥昭慈的陪同下从乡间向城里走去.小路上时常遇到泥潭,我们连蹦带跳,为的是少让泥土附在鞋上或污染衣裤.

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上装,是哥哥穿过的高中学生服,左胸前的小口袋有一个小缝,是插钢笔的地方,被我插上一把牙刷.此时,哥哥19岁,我13岁.我俩一路上很少说话,都在心里被迫接受一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一一他送我进城去当学徒,或者叫做去学手艺、学生意.

初来乍到大病一场

当时是抗日战争后期,虽然家庭生活困难,但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孟子后代“书香门第”里的孩子们,大都还在学校里读书.唯有我必须离开学校去自谋生路,一个13岁的少年只能带着惶惑不安和对前途的迷茫走进城里的一个老字号中药铺——同济堂.

到达的当天晚上,一个坐柜台收钱的先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写出来看看?”我握起桌上的墨笔在一张包药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名字.这位先生没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下头,我当即意识到有点文化可能有某种优势,当时我已是初中生,后来得知,那里的众多先生和徒弟们没有一个文化程度高过我.第一天晚上,我被安排睡在营业大厅楼上的一个长藤椅上,次晨看到头上有个方框挂着的电灯发出暗的光,我莫名地蒙在被子里伤心地流泪.我想,一个初次离家到了一个陌生环境的孩子,很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初到药店的小徒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铺下固定的床,今天睡藤椅,明天睡柜台,或者铺个地铺顶门睡,哪里有空隙哪里就是床.初去时哥哥常来将我穿脏的衣服带回家去洗,发现上面布满了虱子.个人卫生条件差,难免不生病,刚去不久我就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久久不退以至昏迷不醒,偶尔醒来觉得口渴难耐,脸色苍白,瘦弱无力,甚至达到牙关紧咬、喂药都要用力才能撬开.当时在铺里坐堂的名医方以正给我看过病,他说,这病西医叫伤寒,中医叫“瘟病”,他已病成这样,你们照我开的方子熬成药水给他当茶喝吧.就这样,师兄师弟们在忙碌之余也不忘给我煎上一碗药汤或做上一碗稀饭.生病期间,我就躺在碾房里一块半尺宽的木板上,每当从昏迷中醒来就端起碗大喝一口.过了不知多少时光,我的脑子逐渐清醒,慢慢能起来活动了.身体恢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很能吃饭,据说这叫吃“补饭”,渐渐地我终于与几乎致人于死命的“伤寒”告别.

“打不散”的兄弟情

最初学徒生涯的难熬还不在于生活条件的艰苦,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作为最小的徒弟,总是受先生和师兄们的差遣和驱使.徒弟的大小是以到店时间先后为准,谁最晚来谁就是最小的徒弟,一些脏活累活和杂事都落到我的头上.不但晚上必须顶着大门睡觉,为不时前来购药和晚归的员工开门,打扫卫生所分的面积是最大的,就连所有痰盂都归我一人洗刷.开始,我用根小棍绑着一团竹筎洗刷,被经理看见,狠狠地凶了我一顿,要求必须去掉小棍用手捏着竹筎团伸进痰盂使劲擦洗,说这样才能洗干净.我明知不符合卫生要求也只能忍气吞声照办,以后直接用手伸进痰盂洗刷更是习以为常.

那时候每天受人驱使的活儿特别多,这个叫去写烟,那个叫去打酒,这个叫去炒药,那个叫去.晚上还要做宵夜给值班人员吃,要去写点凉菜卤菜炒上一锅剩饭或者到馆子里去抬粉端面,总之,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不得休息.

我最近的一个师兄叫熊宜镜,比我小一岁,我属猴他属鸡,但他是师兄,比我先到店铺一年也想处处凌驾于我之上,该他干的事也推给我.我当然不服气,他遭到几次拒绝后总想寻机“教训教训”我.在铺里的生活也是时常矛盾不断,有一次打起来,他被逼得退到一个蒸饭用的大甑子旁边把一个大甑盖向我砸来,砸得我头破血流,我不甘示弱向前扑去,他继续后退遇到一个吊着电灯的地方把一个灯泡取下向我砸来,那灯泡在地上发出巨响,引来其他师兄把我俩狠狠克了一顿,武斗才告结束.作为师兄他当然不甘心在我面前吃亏,总要寻机报复.有个晚上我到面馆去为夜班人员“端面”,去到那里先要了一碗自己吃,耽误了点时间,值班人员派他来催.他一看见我端坐着在那里吃面,气势汹汹不由分说地一拳把我的面条从桌上掀翻到地下,面碗立时被打得粉碎.面馆主人要求赔碗,我据理力争该由他赔.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卖凉粉的有那种青花瓷碗,我俩争执半天后才同意各出一半钱写来赔给了面馆主人.

师兄弟们虽说经常吵闹以至打斗,但是大家都是小小年纪离开家,大多时候还是彼此照顾的.师兄韩能职比我大两岁,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经常是形影不离,碾药、制药、配方以及打算盘等基本功,大多都是他教会我的.我们虽然很早就在药铺分别,但几十年间,联系却从未中断.后来我长期在云南边防部队工作,在贵阳的家庭经常要托他照顾.可惜如今,他已逝世多年矣!

当年曾与我打得难分难解的熊宜镜,后来也与我情同手足.他文化不高却聪明过人,参加人民解放军以后,被送进化学兵学校培养,曾在这个特殊兵种当过排长和指导员,转业后在家乡一个酒厂工作,已于前些年离世,令人十分伤怀.当年的几十个师兄师弟,如今尚在人世的已寥寥无几.同济堂百年大庆时,要找几个早年的“同济堂人”座谈,好不容易在全省找到4个,除我之外其他三人是：杨胜利、莫胜清、王正国.杨84岁,其他三人也已80岁上下,我们都是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正当少年时进入同济堂的,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了.

再忆同济堂

65年前,我走进店铺的时候,已经知道同济堂是贵州省极富盛名的老字号药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唐炯和于德楷两个开明官绅共同合资创办了这家中药铺,起名“同济堂”,取“同心协力,济世活人”之意.正是秉承这一宗旨,一百多年以来,同济堂药材地道,尊古炮制,货真价实,信誉很高.药价低廉,药物广泛易得,使广大贫病群众受益.同济堂请名医坐台应诊,使医药紧密结合,方便了病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院的雏形.

如今,我还记得当年初到同济堂时的印象：两扇大玻璃门对开,两边有着直达房顶的大玻璃窗,进门后是一个大厅,房顶有几个明亮的大吊灯,厅里摆着若干长条藤椅供看病取药者歇息.电灯、、自来水已一应齐全.还记得当年同济堂的是821,仅三位数,可见那时还是个稀罕物.与其他中药铺不同,同济堂那时候已经显得十分现代和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