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主导的立宪之路

出台一部宪法要做多少幕后工作

1889年2月11日,这是纪念传说中的第一位天皇于公元前666年建立国家的日子.明治天皇在深宫中举行神道教仪式,告知其祖先,新的“国家基本法”即将诞生.之后,他换上西装,步入宫中正殿,沿着红地毯踏上放着御座的高台.殿中肃立着贵族、大臣、武官和使节,勋章和佩刀闪烁着荣耀的星光.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郑重地朝着天皇走去,把写有新宪法的卷轴呈给天皇.天皇没有看,转手交给了首相黑田清隆.首相“怀着深深的敬意接受下来”,现场奏起新近谱写还没有正式被认可的国歌《君之代》.天皇点点头,离开了大殿.

对于“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和庄严的时刻.

通货膨胀打击殖产兴业

大久保死后,伊藤出任内务卿,不过他并不是大久保的唯一传人,还有一个大藏卿大隈重信.

主管财政的大藏省,此时有些焦头烂额.为打赢西南战争筹措经费,政府不得已发行了四千二百万日元不兑换纸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百分之七十的财政支出.这种应急性的货币政策,虽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理所当然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幕府时代的实物地租此时已经变成货币地税,按改革当时地价的百分之三征收.当严重通货膨胀发生时,米价的变动最为激烈.1881年时,米价上涨为三年前的两倍,意味着政府的地税收入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此前,大久保的“殖产兴业”政策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他在考察欧洲之后曾说：“溯本求源,未尝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政府出钱办了许多企业,希望作为模范刺激私人企业的发展.此外,政府还有“官督民办”企业,以三菱轮船公司为典型.

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土佐藩,“奉还版籍”时代,土佐藩藩主为了分散和隐匿藩产,把许多藩产出租给岩崎,岩崎变藩产为私产,挖到了第一桶金.三菱的标志就是岩崎家族的族徽“三段菱”和土佐藩主山内家族的族徽“三柏菱”的结合.

后来,岩崎和大隈重信搭上了伙.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岩崎找到大隈,表示台湾航路上的船只,三菱全部可以承担下来.正好此时大久保的美籍顾问李仙得也说,把船只交给私人比较好.大久保解散了业绩不佳的官办企业“邮政蒸汽船会社”,将其无偿合并给三菱,还下拨官船十三艘来增强三菱的实力.为了补偿三菱公司因为同外国公司打战所蒙受的损失,政府每年补助二十五万日元.从1875年到1881年,政府给三菱公司的资助达八百二十五万余元,平均每年一百一十八万元,相当于明治政府全年税收的百分之二点四.在这样的扶植政策下,三菱先后在日本沿海航运中击败了美、英等国公司,独占日本至上海的航线.

而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殖产兴业的资金涸渴,等于宣告政策失败.大隈重信提出五千万元外债计划,结果被伊藤博文和松方正义以“一旦无力偿还将危及国家独立”而否定.

伊藤博文大权独揽

就在政府因财政危机走投无路时,自由民权派又向政府提出开设国会的书,许多政治团体已经开始坐下来起草自己的宪法.为此,各参议也分别拿出了自己的宪政意见.此前,大久保和木户的宪政规划都是要“渐进”,至于“渐进”的过程要多久,没人能给出具体的时间表.而大隈重信在1881年3月向天皇提交了自己的“宪政意见书”,认为1882年就可以选议员,1883年初就可以开设议院.更为激进的是,大隈的设想接近于英式政党内阁制,把主要的政治权利授予民选议会,并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组成内阁.而此前明治群臣一直心仪的是普鲁士宪法,内阁由君主任命,议会只拥有不完全的权力.

大隈的“急进立宪论”遭到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隈和自由民权派互相呼应.1881年10月,大隈被罢免,同时天皇发布了预定于1890年开设国会的诏书.伊藤博文负责起草宪法,大权独握,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有人评价,是大隈和民权派的激进,倒逼出了立宪的日期.

继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采取了一套紧缩政策,他大幅削减行政开支,向民间廉价出售国有企业,让政府从投资办厂这种代价高昂的事业中抽身.政府对于出售的官办企业,不仅在财产估价时远远低于当初的投资,而且在出售时的标价又远低于财产估价.兵库造船所的政府投资为八十一万多日元,财产估价仅为三十二万日元,出售则只有十八万多日元.

明治政府扶持民营经济,不在乎国有资产流失,这被称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购写这些国有企业的大多是和政府关系亲密的商人,这些企业也成了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兴起的奠基石.

鹿鸣馆外交引出人种改良论

除了“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明治政府还有一条基本国策是“文明开化”.从维新政府建立起,欧化风潮就开始浸染着日本的社会生活习俗.这一切在1879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后开始加速,他在和欧美列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中困难重重,因此提出了把日本变成“欧化新帝国”,才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的想法.

1883年7月,在井上馨的指导下,英国建筑师康德尔在日比谷公园附近建造的二层洋楼竣工,起名为“鹿鸣馆”,取自《诗经鹿鸣》,以示迎宾之意,作为上流社会和西方人士的社交场所,推行著名的“鹿鸣馆外交”.井上馨经常在这里举行舞会,邀请高官和他们的夫人及女儿参加,为了便于横滨的外国官员出席,日方还在舞会召开当晚八点半,开通横滨到的专列,客人到达终点站新桥后,再用人力车直接拉到鹿鸣馆.

伴随着西洋舞会、游园会的举办,上流社会改穿洋装、学跳舞、喝洋酒等风俗流行起来.名媛们主修的技艺是“第一跳舞,第二唱歌,第三乐器演奏,第四使用流行语言风趣地对话,第五读书,特别要读流行小说”.在当时,身着洋装出现在鹿鸣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伊藤博文是“脱亚入欧”的坚定支持者,他在1883年访德期间曾改信基督教,并写信劝井上馨也“改宗”,后来考虑到各种因素,他又对此秘而不宣.回望1862年,伊藤曾锯断英国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向使馆投掷,是一个主张“攘夷”的愤青,二十余年转变之彻底让人咋舌.1887年4月20日,伊藤博文官邸举行了让世人哗然的“检测面舞会”,伊藤自己扮成威尼斯贵族,而陆军大臣大山岩则重挽发髻,腰挎双刀,玩起了武士怀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