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的力作

从1985年马良春提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导,至今已二十六年.这二十多年里,一方面学术界对于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基本一致认识；另一方面践行者寥寥无几,以至于直到今天,这门学科尚处于筹建阶段.由此可见践行者的重要意义.厦门大学中文系谢泳教授是积极践行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以下简称《研究法》）,是他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课程的讲稿.此前,谢泳曾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3月版）,《研究法》在这两部书基础上修改而成.与之前面两部书相比,《研究法》的系统性、理论性得到加强,尤其结构更加严谨、合理.书中的篇章,多数直接来自课堂,是授课讲义；有的来自课堂上的触发或在此基础上的引申,是教学相长的见证；有的则来自课外翻阅旧书时的意外发现.因而虽然主要满足于教学需要,却不拘泥于此,涉猎范围广泛,许多篇章和论题都是富有前沿性和创造性的论述.特别是,不仅分别讲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范围、类型、成型的与不成型的现代文学史料及掌故之学,并针对搜集史料所应具有的意识和应掌握的方法做了细致的梳理,还总结出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先行规则和基本方向.而这些,显然都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所必须的.笔者认为,这不单是一本“主要讲如何搜集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文学教材,也是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的力作.

(一)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首先是从史料工作开始起步的,老一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一贯重视基本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例如,30年代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五四”文学革命至1927年期间的新文学,做了“整理、保存、评价”,无疑是这个时期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料的重大成果,尤其第十卷还是专门的《史料·索引》卷.此后,阿英、唐弢、王瑶等做出了大量现代文学史料整理考据实绩.然而,虽有深厚的史料工作积累,却并未体现出自觉的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意识.直到1985年,才有马良春明确提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导[1],论证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接着朱金顺对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方法和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他的《新文学资料引论》[2]充分借鉴传统朴学的方法,极具“方法论意义”[3],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第一本系统论著.1986年樊骏发表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4],从宏观上再次提出史料建设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文献史料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2003年12月于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于河南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于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都有学者发出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吁.多年来,用行动响应呼吁的学者仅见潘树广、陈子善、谢泳、解志熙等少数人.2008年,谢泳发表论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5],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概念、内容等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做支撑.但直到此时,尚无一部从理论上相对全面、系统论述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著作出现.在这种背景下,谢泳集多年研究成果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顺应了建立文学史料学的需要,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奠定了学科基础.

诚如樊骏先生所言,“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因而有必要将之上升到“学”的高度,也就是从学科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层次去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命名.学术界对于到底用“现代文学文献学”还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存在争议.谢泳说：“我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熟了,是不是可以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很难说,但我相信,这门学科以后会建立起来.”[6]

谢泳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才采用“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命名.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不过,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主要考虑的,恐怕还是“文献”与“史料”乃至“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这两组概念的区别.“文献”用作一个词指称文字类的典籍资料古已有之,如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早取“文献”二字作为类书书名[7],明代敕编的《永乐大典》,始名曾作《文献大成》,其中“文献”所称限定在图书文字资料的范围之内.晚近至今,“文献”虽有广义、狭义之分,但均指文字资料.而“史料”则包括文字类和非文字类（如照片、实物等）的一切资料.也就是说,文献只是史料的一部分.由此引申出,在研究对象方面,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只是史料学当中的文字典籍部分.再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和面对的材料不单是文字性质的,也有照片、作家遗物遗迹以及录音等非文字的.因而也有必要把材料由文献拓展至非文字史料.

此外,以“现代文学史料学”命名,还出于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状况的特别考虑.现代文学文献的保存研究,以传统的文献学为基础,我们有着一套相当成熟的考据、辨伪、校勘等整理研究的方法,如朱金顺所著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充分借鉴传统朴学的研究方法.但该书对于文献以外的史料的研究理论则鲜有提及.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全属文献史料.在现代作家研究中,鲁迅的研究资料可谓最详尽,却鲜有研究者注意到他的演讲和同代人对他演讲的口述材料.前几年,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注意到现代作家的演讲与中国现代文化演进路径之间的微妙关系,由此探讨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8].这些实例说明,目前的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在影音史料、口述史料、实物等非文献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还很不成熟,既有拓展的广阔空间,更有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诱人前景.（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归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二级学科.因此,在建立这门学科时必须有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怎么写作的意识.谢泳在编写讲义时贯穿了这种意识,他始终把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提高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地位联系起来,认为：“作为学科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自觉意识到依靠史料基础来提升自己学科的学术地位,应当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方向确定下来,在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中,强调它的重要性和体系性,不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地位就建立不起来.”[9]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看不起搞现当代的,这是学界公开的秘密.他们的自信主要建立在古代文学的史料基础上,并非现当代文学没有史料或史料不够多,事实上,现当代文学史料可谓浩如烟海.问题在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史料工作之间不是无缝连接,而是有相当的裂缝.1988年,樊骏先生指出：“不难发现迄今所做的,无论就史料工作理应包罗的众多方面和广泛内容,还是史料工作必须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而言,都还存在许多不足.”[10]遗憾的是,他在文中提出的动议应者寥寥,并没有引起一般研究者对史料学的重视.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史料工作远滞后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已成为制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1].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摆脱那种“以论代史”、主观发挥的不良印象,建立良好的学科形象和令人敬佩的学科地位,确实需要研究者“自觉意识到依靠史料基础来提升自己学科的学术地位,应当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方向确定下来”.

这里还牵涉到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教学问题.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多数高校中文系没有为这门学科配备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课程,即使有,也以作品选介替代史料学.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早已成为二级学科,却由于缺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方面的著作,长期来国内多数中文系不得不以作品选代替史料学课程.也有些高校用古典文学史料学取而代之.无须讳言,其后果严重：一是直接导致学生缺乏起码的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常识,一些研究生乃至中青年学者的史料专门知识缺乏,有人甚至错把版次当版本[12]；二是形成忽视史料工作、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三是混淆古典文献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乃至以前者遮蔽后者.就此而言,谢泳强调“在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中,强调它（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要性和体系性”,在本科阶段就打好史料学方面的底子,这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举措.也应该成为今后现代文学史料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

在现代文学史料的教学和研究中,容易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为以论代史,一为“史学即史料学”.

中国大陆学术界过去曾盛行“以论代史”的倾向,结果造成研究的空洞化.现在这种风气有了改变,绝大多数研究者知道了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但用观念宰割现代文学历史的现象仍然存在.体现在教学中,便是在课程设置、课时安排等方面偏重文学理论和作品鉴赏.有的高校（包括名牌大学）倒是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这门课,但教师在课堂上列举现代文学史料的主要来源了事,并未系统讲授史料学知识,即便有,也只是简单介绍校勘、注释、考证等传统的文献史料整理法.归根结底,这还是没有从思想意识上足够重视现代文学史料.当然,也与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这方面的通行教材有关.

“史学即史料学”是傅斯年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这个观点在当时对确立史学的客观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客观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近二三十年来,历史学界对傅斯年此论以及客观主义史观已有诸多批评,其理论缺陷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副作用,也已为人们所认识[13].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由于近年越发意识到史料对学科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遂出现了夸大史料作用的倾向,像傅斯年那样把史料和史料学的地位人为拔高,认为“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体现在史料工作中便是,或者发掘出新史料后,不加整理就出版发表,以为这样才能保持史料“原汁原味”的客观性；或者强调史料的校勘、注释和考证,反对或轻视解读.体现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便是迷信一手资料、直接史料,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或学术期刊选录稿件时,论文中一手资料、直接史料的多寡,成为重要的标准.还有不少著作或论文作者宣称,自己致力于通过史料“还原历史”,提出“回到历史现场”的口号.

谢泳不属于上述情况,他在书中明确表示不赞同“史学即史料学”,反复主张“做学问,要史料先行”.尽管“史料先行”和“史学即史料学”都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二者区别迥然.“史料先行”是基于“论从史出”而提出,主张做学问须首先掌握大量相关资料,而不是先有观点,再找材料.这个掌握相关资料的过程,并不排斥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史学即史料学”则不同,它反对任何观念进入史学.傅斯年认为,任何历史观进入史学,都会带来主观成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如地质学、生物学那样的纯科学了.所以他宁肯让历史是一个缺边掉底、折把残嘴的破罐子,而反对加以整齐,以避免主观成分的加入.但实际上,不管文献史料的成文过程还是史料工作者的发掘整理,都不可避免主观情感的介入.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统一的结果.客体和主体完全隔离,便不会有任何科学成果.否认人类在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无法揭示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客观规律性.史学和文学研究成果当然也是如此.因此,原汁原味的史料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不管人们掌握的史料多么丰富,都不可能“还原历史”,而“回到历史现场”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四)

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还需要确立一些本学科规范,也就是谢泳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应用的道德”.他在书中提出了两条：史料来源的首发权和公开性.这两条应该引起重视,而且笔者相信将来会成为重要的学科规范.

为什么现在的青年学生和研究者都不愿意从事史料发掘整理工作?固然与商品经济潮流下,物欲横流,青年们耐不住寂寞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项基本上无利可图的工作.“无利可图”指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史料方面的书籍出版利润微薄,多数出版社不愿出版,自然无版税可言；二是根据高校和研究机构现行的科研评价机制,发表史料方面的文章或书籍,一般不纳入科研成果.当然,并非人人都“求利”.但,即便不求利,做史料工作也得有坐冷板凳、敢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如今,论文或著作的版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即便他人引用片言只句,也须注明作者等出处.但,发掘一篇或数篇作家佚文,引用者却无须标注发现者,几经辗转,就无人知晓曾经付出艰辛劳动的发现者.有感于此,谢泳提出首发权问题.他说：“强调史料的首发权,主要是为了尊重史料发现者的贡献,在这方面,发现史料的意义虽然不能和科学发现相比,但在基本的意义上,二者有相似的地方.”[14]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虽然史料研究的地位不高,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却是依赖史料发现才发生变化.比如,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采用了1993年后发现的新史料,使1998年修订版成为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又如,《小团圆》的出版,为解开张爱玲生前若干谜团提供了可信的解释.因此,应该尊重史料发现者的贡献.退一步说,尊重他人劳动,也是无可厚非的.谢泳还认真分析了两种史料首发的情况：“一种是完全的新发现,比如发现了作家的私人书信、日记以及其他对于解释历史有说服力的材料,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发现者的工作,都应当视为是重要的学术贡献.”“还有一种是在现有成型文献或者一般为人熟悉的文献中,把相关史料给予新解或者解读出新的史料意义与方向的工作.”在确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规范时,这都是值得注意的.

不过,谢泳没有指出如何才能把首发权确立为学科规范.笔者以为,可以借鉴目前通行的学术论文引用规范,要求引用者也必须按规则注明首发者信息,如“此文由某某于何年何月发现,发表于某杂志第N期”.当然,这将会碰到一个问题,即“暗引”.比如有研究者明明是看到别人在文章引述了一则新史料,他在文中引用了这则新史料,但他不说明是从别人文章中看到并获得了新史料的方向,而是直接找到原书,把那条已有明确史料方向和意义的新史料摘出来,而不加以说明,造成自己“首发”那条新史料的检测象.这样的情况,外行很难看出来,内行不好明说,单纯依靠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恐难奏效.究竟该如何通过学术规范来加以约束?尚须探讨.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史料来源的公开性”上.有的学者发现新史料后,由于各种原因不愿公开,比如在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公开前,不愿意先行公布史料来源,或者出于为作家及其亲友避讳而不愿公开部分日记、书信.这本来是情有可原的,但由于他同时也不愿公开史料来源、史料方向等,由此阻碍或取消了史料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的突破性影响.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这就需要确立史料共享的原则.谢泳提出了三点：一是及时公开史料来源；二是具体说明史料获得方式；三是史料来源的准确完整.如能做到这三点自然是很不错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至少多数人做到?

近年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颇高,但总体上“雷声大雨点小”,积极为这门科学的建立出谋划策的人不多.谢泳这本书,虽然奠定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此书源自中文系本科生教学的讲义,只是贡献于普通读者和初入学术研究门径的青年.这便限定他这本书侧重于文学史料工作的实践,而不做高深的理论探讨,并未涉及史料的性质、史观与史料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不是一本理论著作,而是实践性很强的教材.实践性有助于现代文学史料学迅速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从而推进这门学科的建立.这恐怕也是谢泳所考虑的.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在短时间内大体掌握一般文史研究的史料方法.因此他一般不做高深的讨论,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学生如何寻找相关史料.他在后记里这样说道：“说到寻找史料,我一定要告诉学生具体的基本方向,这个方向一定是可以操作的,而不是只能玄想的.我上课时讲到的材料,特别是有些不容易见到的,我一定要把实物当堂展示给学生等把这些史料一页一页展示给学生,让他们从中获得研究灵感.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这些材料是如何得到的,甚至也告诉他们,目的就是想让学生明白获得史料的具体途径.”[15]他干脆直接告诉学生：“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第一手的档案.”[16]这种对多种类型的史料的价值判断,有助于在研究中选择出最有说服力的史料.

说实话,他这些对史料搜集方向和史料价值的判断未必全都精准,但在今天像谢泳这样愿意把所有发现和判断史料的经验与方法和公众分享的例子不多,何况这部著作为我们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提供了有益的方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与问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75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