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的佛教目录学成就

[摘 要]吕是当代著名佛学家,致力于佛学研究几十年.他在参与佛典的编校工作中,积累了关于佛教典籍的丰富知识,在佛教目录学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独特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藏经目录的还原、对大乘经的分类以及对疑伪经的简别三个方面.

[关 键 词]吕；佛教；目录学

关于佛教目录的著述虽然起源很早,但是对佛教目录的研究则肇始于近代.首先是1926年梁启超作《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揭示出佛教目录的价值,也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开一新领域.之后关于藏经目录的研究持续不断,冯承钧、姚明达、苏晋仁、陈垣等人在不同层面作出了成果.吕先后在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参与佛典的编校工作,积累了关于佛教典籍的丰富知识,关于佛教目录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刻本大藏经以及藏经目录的编次,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的11篇论文和专著《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及其序言之中.

一、对藏经目录的还原

自《开宝藏》起,中土藏经雕版达20余种,但到今天,早期刻本或大部分亡佚,或部分亡佚,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碛砂藏、赵城金藏、初刻南藏、元官版藏经等多种古本藏经陆续被发现,于是便引起了学者对刻本藏经研究的热潮,恢复古本藏经的本来面目也便成为佛教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首先是1934年蒋唯心对赵城金藏的考察,《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奠定了赵城金藏的研究基础.1949年以后,吕写作了一系列叙录式的研究论文,有《宋刻蜀版藏经》《契丹大藏经略考》《金刻藏经》《福州版藏经》《思溪版藏经》《碛砂版藏经》《元刻普宁寺版藏经》《明初刻南藏》《明再刻南藏》《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以及《清刻藏经》,[1]对每一部大藏经的刊刻时间、刊刻缘起、主要内容、版本、历史价值以及各版之间的承接关系都做出了尽可能详细地说明,“对这些早期藏经之目录进行了大致的、原则上的还原.”[2]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因为它是在北宋时刻版于蜀,又称《宋刻蜀版藏经》.开宝四年刻成后将经版运送到京师,此后一直到宋徽宗时对这部藏经一再校改,并增入宋代新译经和入藏著述附带流通,形成了3个主要的校订本,即咸平本（蜀版初校本）、天禧本（蜀版再校本）和熙宁本（蜀版校定本）.此后内容仍不断有增加,其最后的内容如何,吕比照《金藏》,列出了8个部分,并详细列出每一部分的卷数及帙数.到北宋末年,《开宝藏》已积累到6620余卷,653帙.不久,汴京陷落,经版毁于战火,此部大藏经基本亡佚,幸存至今的只有少数残卷.它是“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各版开雕的年代有先后,所据的蜀版印本不同,因而内容略有出入,但它们中间的一些联系还是可以了解的.”[3]金藏、高丽藏初刻据蜀版初印本；契丹藏据蜀版再校本,《贞元录》续入藏补刻年代较晚,故契丹藏未收,但因刻于北方又收入了一些北方流行写经；福州藏、思溪藏据蜀版校定本.

金藏刻版所记年代最早的是皇统九年（1149年）,最迟的是大定十三年（1173年）,实际刻版的起讫年代应与此相去不远,约1148年到1177年.金藏虽是蜀版的翻刻,但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如它所收的宋代新译经最完全,“一无遗漏”,入藏著述除蜀版已有各种外,还收入当时北方流行的书,有些还是手稿,均为珍本.此外又保存了几种仅见于著录的宋代经录.

《碛砂藏》续刻时配用妙严寺本,补充管主八募刻的秘密经版.明《南藏》原指永乐年间刻本,直到1934年四川崇庆上古寺发现洪武年间初刻本,南藏曾两次刻版的事实才为人所知.[4]《径山方册藏》又称《嘉兴藏》,以明《北藏》为底本,但又网罗了许多藏外典籍.清代《龙藏》编纂时对著述部分的随意取舍以及极端轻视音义的价值,使其减色不少.

关于各版之间的关系,思溪藏据蜀版刊刻,但宋代新译经和《贞元录》续入藏经未全收,以致以后刻版都成残缺.思溪藏以福州藏为底本,后来直接发展为碛砂版、普宁寺版等.元末兵乱,南方各版都毁损,只有碛砂寺版较完全,明初刻南藏就纯粹用它为底本增订重刻.明再刻南藏覆刻初刻南藏,径山方册藏和清龙藏都以明北藏为底本.

吕之所以如此重视藏经目录,是因为“汉文大藏原以译本为主,从它们的编次上面可以反映出印度佛学体系是怎样组成,各种学说是怎样发展,乃至中国有翻译以来是怎样传播的.”[5]

二、对大乘经的分类

中国传统的藏经编次,以《开元释教录》为定型.它对译本部分区别为大乘的经、律、论与小乘的经、律、论.大乘经中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五大部及五大部外的译本分类.大乘论又以释经、集义分类.余部编次各书虽以性质相近的汇列一处,但不分门类.明末智旭《阅藏知津》对大藏进行了全盘的整理.在大乘内依着天台五时判教的说法,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五部,在方等之内统收了显教宝积等部之书以及密教所有的经轨.又在论藏内释经、宗经而外增加诸论释一类.他还将中国撰述的章疏论著,择要分别列在各门译本之后.虽然1923-1928年日本学者编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对汉文大藏经的编次作了革新式的改定,将经律论三藏译本总分为16个部类：1.阿含,2.本缘,3.般若,4.法华,5.华严,6.宝积,7.涅,8.大集,9.经集,10.密教,11.律部,12.释经论,13.毗昙,14.中观,15.瑜伽,16.论集,而各部的经籍也都比较整齐地重行排列过,但是这些仍然不够.吕认为,在分门别类,“特别是在大乘经的门类方面,是带着以大部经作为标准的意味,所谓华严、大集等等都是以容量庞大而予以独立地位,而合拢了这些部门,仍难看出大乘学说的全盘的体系如何.至于各部门内经典有译失译的核订,好像从来就没有为改编大藏者所注意,更不用说于中会简别出什么疑伪书籍来另作安排了.”所以,重新编订大藏经目录,“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大乘经更加合理的区分部类问题,其次则为个别经籍有译失译的核实,然后再及其他.”[6]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以下简称《目》）即吕彻底重编汉文大藏经的实践.《目》分为经藏、律藏、论藏、密藏和撰述五大类,前四类收译本,后一类收中国撰述.按照晚期大乘佛学的体系作安排,经部大乘经类分为宝积、般若、华严、涅四部,先列宝积部,为大乘通论之经,次列三部为大乘详阐“道”“果”之经.四部中又各以根本经典居先,支分经典次后.宝积、般若、华严、涅四部的名称虽与以前分类所用的相同,但不是单纯的指大部经典,而是借来分别表示大乘佛学各个方面的特质.比如宝积部内,《大集经》实际即是另一类的《宝积》丛编,其中既有与《大宝积经》相交叉的经典,又带了些地方色彩.还有菩萨乘说一切法门以及此类以人为主的“问经”（如《思益梵天问经》等）“说经”（如《维摩诘所说经》等）,从《大宝积经》末分《胜经》思想发展而来的一类如来藏经典（如《入楞伽经》等）,都要收在此部之内.又如,般若、华严、涅三部包括了所有详说大乘“道”“果”的各经,这是从《摄大乘论》所说得到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以上面四个部门来统摄一切大乘经典,虽不能说每种都安排恰当,但大体上也说得过,可以不用再立其他部门了.对大乘经典的分类,是吕重编大藏经录最所着意的一个方面,也是深受周叔迦等先生关注并存在颇多商榷的地方.但是《目》在经论的启发下,借能够代表大乘佛学各个方面特质的4个大部经典的之名来统括一部类,分类简明,实是一种创见.

三、对疑伪经的简别

除了大乘经的合理分类,重编汉文大藏经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籍的有译失译的核实.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博而不精,多以臆断,出现许多错题译者的经书,但因其内容广博,时代也较早,历代以来常为学人引用,通过《开元释教录》载入今编大藏经之中.以安世高为例,最初僧《出三藏记集》依道安旧录所举译藉不过35部41卷,其中还有缺本6部,怀疑是出自撰述的4部.而到了《历代三宝记》就随便增加到176部,197卷.吕经过考证,认为还是道安旧录的记载最为可信,列举见过的安世高译本共有35部,41卷,其后历经散失,现存22部,26卷.[7]

疑伪经的确定.原来失译且未详作者的《发菩提心论》一书,误题为世亲所作,又误认为是鸠摩罗什所译,将世亲的年代较实际提早了近百年.随着译本的核订,有些以撰述托名翻译的书自然也就清查出来.学术求真也可以实现了.

除以上介绍,《目》还有很多独特贡献.如,有些佛典内容相同而书名不同,或部分相同,所以在编写目录或刻印藏经时,就需要做勘同的工作.《目》把前人的勘同成果都吸收进来,并且一一复核,发现其中有不准确的,都做了校订,在相应的经论后面注明“今勘同”,自己阅读佛典中发现内容相同勘出的经籍,也注明“今勘同”,有119本,两项合计177本.当代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评价说：“此目录（《目》）分类简明,全部编号,核订译名、异译、译人,注明根据.这是科学地编纂大藏经新目录的一个重要进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