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民国时期中国贫穷问题的社会学成果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3-0058-02

摘 要：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多注重于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和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其中贫穷问题是他们最主要的研究主题之一,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柯象峰先生亦是如此,他的社会学研究特点突出,趋向明确,在人口、贫困以及社会救济等领域,学术成就斐然.文章通过重拾柯先生的思想,探析民国时期中国有关贫穷问题的研究成果.

关 键 词：民国时期；贫穷问题；社会学研究；柯象峰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社会学家诊断出中国社会有四大弱点,即愚、贫、弱、私,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贫穷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社会学家们对贫穷问题的研究主要包含在人口问题、生计问题、农村问题等方面,对人口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学者尚不多见,唯有柯象峰①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其研究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今日重拾民国时期有关贫穷问题的研究成果,既可以促进今日社会学的发展,又可以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信息,为今日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具体问题寻找理论工具,可谓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兼备.本文通过对柯先生主要著作的研读与归纳,欲阐释柯象峰先生的主要思想,以此来重新找回当时学者对贫穷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贫穷现状

在柯先生看来,当时国民最主要的状态当属贫.他通过收集大量材料,对当时国内外的贫穷状况做出概述.

(一)何谓贫穷.

贫穷有两层含义,第一种与是与富有相对名词,但是在这里“贫穷”与“富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另一层含义是指“贫穷”是一个比较的名词,比如说中国人相对美国人则穷,非洲人相对中国人则穷.柯先生对“贫穷”与“依赖”、“贫乏受济”、“贫困”这三种概念的区分,最后对“贫穷”做出如下定义：“一个生活单位（个人或家庭）在某社会中,在某一个时期内,无能力维持该所在团体认为最低的生活程度,此种生活状态,可以说是贫穷”[1].

(二)贫穷现状估量.

在那个时期,由于关于贫穷人口的数据材料极其缺乏,以及没有一个统一准确的衡量标准,很难的了解你到当时中国贫穷人口的确切数量.

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根据当时的统计结果,农民中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约有四分之三,若以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计算,不下两亿六千万人口.加上城市中的贫穷人口,中国的贫穷人口至少可占全国人口的65%,约三亿左右.再加之当时战争四起,自然灾害频发,贫穷人口的数量随之上升,当时的中国约有三亿四千万贫穷人口.

二、贫穷的原因

柯先生将中国贫穷归因为三个方面：

(一)地理因素.

包括资源缺乏和气候灾害两方面.资源缺乏又包括耕地不足、工业矿藏不丰、森林荒废；气候灾害包括温度在地域、时间上分布不均,旱灾、水灾贫乏等.

(二)生物因素.

包括蝗灾以及各种病虫害频发和中国人口问题严重.病虫害破坏了农业生产环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人口的疾病,各种流行病菌的传染,影响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二是中国的生死与寿命,高出生率、高死亡率.

(三)文化因素.

包括政治因子、经济因子以及社会心理因子.“据柯象峰分析,当时中国之所以贫穷的政治因子就是内政不修而外患日亟”[2],存在内战不休、匪患剧烈、法制不当吏治不良、财政紊乱、外患日亟、外资经略的问题.至于中国贫穷的经济原因,柯先生从生产、交易、分配、消费这四个方面做出分析,生产方面的原因是生产要素不健全；交易方面的原因是外贸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以及国内贸易不畅；分配方面的原因是分配不足和分配不均；消费方面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储存.而贫穷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包括家庭、教育落伍、卫生疏忽和习俗嗜好等.

三、贫穷的影响

柯先生从多个方面对中国贫穷的原因做出了详尽的分析,接着他又对贫穷可能给国家、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柯先生认为“贫穷现象一旦发生,其影响所及无论在个人或者国家方面,均将造成不利,以至于悲惨的结果.”[1]所以对贫穷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很有必要性和重要性.柯先生从以下几点做出了分析：

(一)贫穷的循环性.

“贫穷的社会影响,柯象峰高度概括为‘循环性’,即恶性循环”[3].柯先生指出首先应该认清的,就是贫穷有再造成更深刻化的贫穷的趋势.“一个社会一旦遭受贫穷的袭击,如果是保持着放任的态度或者是因循于贫穷之道途中,则该贫穷社会在演进的过程中必定以贫穷始以贫穷终,周而复始的一层一层的增加其深刻化的程度.”[4]柯先生就贫穷的循环性这一问题从物质、生物、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做了逐一分析,最后总结到：“贫穷固然是由于物质环境,生物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文化环境中弱点所造成,但同时被造成的贫穷有再使以上各因子中的弱点日益加深,日益加甚的趋势,检测使我们不设法击破这恶魔似的环境圈的话,因贫穷是因,同时也是果,其衔接之处应着手解决之出发点”[4].

(二)贫穷与其它社会病态.

柯先生指出,贫穷除了造成内乱、疾病、死亡、再造成贫穷外,还与犯罪、娼妓等社会病态密切相关.

1.贫穷与犯罪.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之相反,当人们仓廪不实、衣食不足时最容易铤而走险,走上犯罪之路,这也说明贫穷是造成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严景耀于民国九至十五年（1920――1926）调查北平男犯的各种罪名时发现,犯盗窃罪者占总数的44.4%.”[2]由此不难看出,犯罪由贫穷而致的分量.

2.贫穷与娼妓.贫穷除了会导致犯罪外,还会引发娼妓现象.“饥寒交迫的结果除掉犯罪外,还有好多女子就被送到人肉市场做商品,零售批发的出来卖爱情,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固然是免不了,在贫穷的国家其弊尤甚”.[4]“据麦倩曾氏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平五百五十名的调查,发现为妓的原因,大多数是直接或间接的由贫穷所造成的”[1]

四、贫穷的防治

柯先生指出,想要根治贫穷,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治本的办法是注重预防,治标的办法是注重救治.

(一)贫穷的预防.

柯先生提出以下几点措施来预防贫穷：

1.自然环境的改善.柯先生认为,各国的自然环境都有美中不足之处,这些弱点均可能成为引起贫穷的因子,所以要加以改善,例如兴修水利、造林、铲除病害等措施,以达到造福民生的目的.

2.适当的人口政策.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就这方面,柯先生提出了三种政策.一是少生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长；二是优生政策,优生运动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在积极方面是着重改良种族,在消极方面是消除不良的遗传；三是卫生政策,保证国民的身体健康,提高国民素质.

3.社会环境的改善.就各国而言,“在改善生活环境方面,努力的方向亦多,例如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社会中心思想方面,都可以加以改进.不过为解除贫穷起见,各方面努力当然集中于民生问题”[1].而对于中国,柯先生指出,“中国应改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国要消灭贫穷,就应铲除恶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2]这种社会改善有两个中心点：一是生产运动,二是开明运动.就生产运动而言,柯先生主张,中国当时一切的事业,应以生产目的为中心而来统制一切社会的活动.关于开明运动,柯先生指出,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最低限度的教育,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要提出教育,开展民智开明运动,其内容包括三点,一是常识教育,使广大民众能够认识本国文字；二是技术教育,使青年男女有一技之长；三是学校教育,培养人才.

(二)贫穷的救济.

柯先生指出,贫穷的解除,虽然应以预防为主,但是实际上,即使预防工作完善,亦免不了天灾的降临,所以社会救济的工作也应该受到重视.柯先生并对“社会救济”这一概念做出了阐释：“社会救济,简单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社缘(相对于血缘而言的人的社会关系)因某种疏忽、脱节、失调或冲突,而发生不幸、不良、不平或不安之状态时,而加以援助、纠正、调整或改善的一种社会工作及现象”[5].

1.中国的救济事业.

柯先生认为,中国的救济事业发端非常早,但是“中国的救济事业无论其为公家或私人所举办的,其动机或为笼络民心,或欲得急公好义之名,或为直觉的妇人之仁的行动所驱使,或惑于福善祸淫之信念”[1],没有现代社会事业的性质,社会救济亦缺乏有效的组织.柯先生发现,当时中国救济灾民的办法,是将赈灾款平均地分散给灾民,这种办法并不是长久之计.到后来,这种救灾办法的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华洋义赈会及国民政府在民国二十年（1931）救治水灾时采用了以工代赈的办法.

2.救济事业的组织与原理.

柯先生把救济事业分为两类,即户内救济与户外救济,同时还提出了社会救济的“理想类型”：第一,救济事业应着重“知”,对于被救济的贫民应有详明的调查,再进一步施以适宜的救治.第二,救济事业应采取合作政策,有关各机关团体应分工合作.第三,救济事业需要专门人才.第四,救济贫民应当恰当好处.第五救济事业应着重预防.第六,救济贫民应当改造贫民的心理与人格.第七,救济事业应具有同情心,兼有科学化,应以仁心为出发点,其手段应是科学的、客观的.以上七点可以看作是柯先生的社会救济理论.

结论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学者对贫穷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他们对贫穷的现状进行了介绍,这其中又包括对“贫穷问题”进行定义和具体现状的阐述；又对贫穷进行了原因分析,找出何种因素造成的贫穷；同时还分析了贫穷所造成的影响,探讨了贫穷的循环性以及贫穷与其它社会病态关系；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标有本,标即救济,本乃预防.

透过柯象峰先生的研究,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学界研究问题的基本特征.其一,趋向于应用社会学的研究,重视对现存的具体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二,关注人口、贫穷以及社会救济等问题,也就是关注民生问题；其三,研究非常具有实证性,在研究过程中,收集并引用了大量的相关材料,以此说明问题；其四,注重借鉴大量国外学者的成果；其五,不管是研究人口问题还是贫穷问题,都将问题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把这些问题当作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六,作为社会学家,能很好地秉持了“价值中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