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方法评析

摘 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思维是导致其不能深刻认识现代经济特征、做出合理预测和有效解决问题的根源.因此,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分析存在很大的缺陷.《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经济分析的标志性文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认识经济现象、把握经济发展变化的根本方法,在今天看来,这一根本方法对审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缺陷及指导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依然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哲学的贫困》；主流经济学；基本方法

中图分类号：F0-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72-04

1846年10月,蒲鲁东（1809-1865）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次年7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在书中系统分析了《贫困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错误,深刻揭露了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历史起源的无知,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伟大意义的无知.马克思认为事物是抽象的起点,逻辑范畴是抽象分析的结果,抽象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离不开事物本身与逻辑范畴对立统一的两极.历史的东西决定逻辑的东西,逻辑应与历史相一致这一重要的理论方法.正是在对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进行有力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经济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得到明确的展示,且影响深远.然而在当前,国内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研究中形式化问题突出,脱离现实的倾向比较突出,尤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更加暴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乏力.实际上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沿着“一乱一治”的怪圈蹒跚前行.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对此始终束手无策.因此讨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哲学基础,在今天看来实为必要.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困惑

纵观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结如下：

(一)似是而非的“科学化”

主流经济学片面认为数学才是一门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唯一原因,这实质上却是对数学最肤浅的认识.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充斥庞杂的数学表述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数学的滥用极大歪曲和亵渎了真实的科学主义精神.马克思关于数学及其应用有着精辟的见解.“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1]8但对于社会科学,比如“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8充满着人类活跃的意识和思维的社会科学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一切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因素都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学本身是精确的语言,然而我们运用数学的具体过程中却不一定精确,甚至存在运用错误的危险.比如1+1等于2,但是数字1或者2是否科学抽象了具体事物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经济研究中常见一些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比如,面对同样的一组数据,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数学只是一种研究问题的工具,工具总是服从于人的价值判断和知识结构.说到底,科学的形式与科学的本质绝不是可以混同的概念,忽视数学本质精神而仅仅在乎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的做法其实和运用计算机算命一样荒唐可笑.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目前成为时髦的把物理科学的公理应用到人类的生活上去,那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2]所以,科学运用数学无可厚非,但滥用数学恰恰背离了科学的实质.

(二)对现实问题关注的缺失

在所谓“科学化”完美形式的追求下,主流经济学与一切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立起来,使得主流经济学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却一筹莫展.首先,从经济危机的角度看,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经济危机就一直周期性地反复爆发.面对经济危机,种种反思却始终在形而上的思维中徘徊,危机的症结总给予牵强附会的解释,治理措施总是治标而不治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怪圈.其次,从自由市场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相信市场的威力,一切问题都会在市场中自生自灭,任何干预措施都只会加重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理论主张与无政府主义极为相似,然而现实中,却无可辩驳地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反证：在企业的内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计划却令人眼花缭乱,月度计划、年度计划、投资计划和管理、财务计划与管理、生产计划、销售计划等等.在全社会范围,二战以来的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中的行为越来越普遍,政府宏观调控已经司空见惯.不言而喻,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已经渐行渐远,理论的生命力正在遭到重创.目前,各种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马克思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越来越强的程度上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再次,从全球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看,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与经济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Economy一词本来意义即节约,然而主流经济学在“生产利润最大化”、“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基本检测定下,一切预算约束和资源禀赋约束成为“软约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据英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2004年世界状况》报告说,目前世界上出现的消费势头不仅对富国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也无助于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近30年来,人类消耗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可利用资源.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学的本意即节约已经渐行渐远.

(三)知识结构、方法的封闭性和单一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学与经济学》中做出了这样的慨叹,即随着经济学与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极端贫困化的趋势.首先,其理论的知识来源渐趋单一和贫乏.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有大约140万学生接受了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学习,最为畅销的20本经济学教材基本都是新古典的,只有不到1%的学生使用的是非古典的经济学教科书.”[3]据南开大学贾根良教授的研究,“西方许多大学经济系的课程安排里,经济思想史已经从核心课程表中排除.在微观-计量模式的推动下,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被训练成既毫不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更不关心周边的经济生活,而是沉溺于虚构的数学公式、‘鲁滨逊孤岛’、大炮与黄油的替代、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自由贸易神话等等,经济学成为一种‘智力游戏’.”[3]其次,片面追求形式的完美.主流经济学研究花费大量时间专注于如何构思一个巧妙的模型以描述经济,模型构建基本从一些检测定出发,而事实上这些检测定恰恰应该是经济研究不能回避的核心和关键,需要探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显著特点.由于经济是人造的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的社会系统,而不是处于真空中,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做试验,也不存在与检测设前提相似的单纯社会,对经济学的研究远比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困难和复杂得多.简单的数学模型只适合于某些特定的时间里或特定的情况下.事实上,有些简单的数学模型背后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在经济科学中要测量数学模型与现实经济现象之间差距的计算标准是很困难的.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怀疑的.原本是经济学母体的历史学、哲学统统被置于经济学之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正是主流经济学知识结构的单一和学科发展中的夜郎自大观念引发了理论本身的危机重重.

二、哲学的贫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陷于局限的根源

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各国,尤其是欧美主要大国居于主流地位,对我国的影响也客观存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基础正是其存在种种狭隘性的原因.

(一)论据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上的偏狭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哲学上的感性认识论和理性认识论是狭隘的,前者是机械唯物主义,后者则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可以说从西方哲学的构建之初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重看法：感性认识论者认为只有历史归纳法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唯一有效路径,他们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理性认识论者的关于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一切难题的批判之上,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只能从人类的认识经验中寻找答案,所谓的事实后面的本质问题是不存的,或者即使存在,凭借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也不能为人类所了解和利用,人类只能认识经验以内的东西,至于超出经验的东西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应该交给哲学家去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感性认识论者只相信经验的东西,强烈反对用逻辑和思辨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推崇备至,认为人类可以凭借自己高超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来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可以发现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不断强调人类要剥去感性认识虚检测的外衣,用理性来审视一切,用理性来重估一切价值判断,这一认识方法甚至在西方哲学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在实验室里面模仿现实世界,进而建立模型来进行仿真,而只有凭借科学家的理性思维通过建立一整套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的方法建构起一个个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把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认识的问题,或采用局部均衡或采用整体均衡的方法进行求解.理性主义者只相信经过人类的理性加工过的东西,不相信感性的东西,从而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

由此,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论战,从哲学基础看,与160多年前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相比,丝毫没有新意,争论也没有更不可能产生创新和突破.主流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者和规范主义者在辩证运动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及形而上学的机械性造就了各自经济哲学上的痼疾,面临彼此的指责与不满却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就不难理解了.实证主义者的所谓客观的现实性事实上往往变成一堆僵化的随时可能陈旧过时的经验数据.弗里德曼具有极高的统计天赋,而且具有丰富的统计实践经验.然而统计数据往往是历史的数据,对于过去的经济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也许有准确性和积极意义,但未来经济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机械的参考过去的数据,最主要的是严重忽视科学逻辑的作用,怎么可能做出有价值的预测呢?事实正是这样.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有人能精确的测算金融危机或者其他经济事件,然而马克思却用唯物辩证的逻辑推理,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结论,1825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的事实对这一科学的逻辑见解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规范主义者沉溺于优美数理模型的构建,在数理符号的纯粹抽象运动中对所谓的理论沾沾自喜和孤芳自赏,然而,脱离现实的逻辑范畴与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相去甚远,最终陷入“只开花而不结果”的唯心主义泥沼.

主流经济学的争论无果而终,历次的论战却始终走不出其共同的狭隘的哲学视域.客观而论,唯物辩证法能为实证与规范的真正融合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经济哲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实证的分析方法是获得资料的有效手段,使人类获得真理性认识的起点,但还需要人类对这些感性材料做出取舍,从中提升出对研究有用的东西,并充分发挥人类的认识能力,挖掘出事物的真正的本质,从而形成真理性的认识,用来指导实践.

(二)论据二：实证与规范分析方法的局限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里,弗里德曼认为,“在目前的西方世界里,尤其是在美国,在公正无私的公民间存在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主要源于对所采取的行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不同预期（这些不同,从原则上说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予以消除）,而不是基本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因此,“人们对‘正确’经济政策的‘一致’意见,较少的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发展,更多的是有关实证经济学的进步.”[4]其实在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弗里德曼的“公正无私的公民”已经预先排除了个人价值判断的存在.弗里德曼始终认为经济学重在预测,经济学也应该是实证科学.弗里德曼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大谈经济学只是实证的科学,另一方面却忘了自己疲于各种实证分析工作背后的目的性,他的一切关于政策的主张就没有意义,除非政策主张是没有价值判断因素的,但这可能吗?悖谬性显而易见.

萨缪尔森的观点与弗里德曼截然不同.他认为科学只是提供描述,最多的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他认为：“理论作为可观察和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的东西.”[5]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只是对经济现实进行的解释,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是否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这个理论暂时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和摈弃.不难看出,在萨缪尔森的意识里,事物总是可以划分出对与错,真与伪,萨缪尔森的辩证法水平又回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所深刻反对那种蒲鲁东式样.蒲鲁东所谓辩证法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6]87.但是这种辩证运动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6]88脱离事物本身的纯粹观念上的辩证法难免不能自圆其说,成为形而上学的悖谬.自然,这种哲学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也难免产生经济学中的悖谬.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是,倘若理论仅仅是为了解释不断变动的现象,那不解释之又有何妨?显然萨缪尔森不懂得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逻辑范畴要到哪里去的问题.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深刻的预见性――理论不仅在于揭示现实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

新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强调实证和规范相结合,认为经济学决不可能是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渗入价值判断.新制度学派缪尔达尔也认为实证和规范之间不存在鸿沟,经济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指出规范是实证的前提条件,规范分析为了更好的实证.他认为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完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脱离人们的意愿和希望,不可能检验经济检测说的真伪.马克布劳格也认为：“要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检测装能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我欺骗.”[7]上述三位的观点与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各执一端的信念明显不同,但规范与实证的所谓融合实质上往往流于貌合神离的“杂凑”.其中的症结依然在于未能深刻认识到事物总是在运动,逻辑的运动高于事物本身却又离不开现实基础.一句话,关于实证与规范无休止的争论如果没有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永远不可能有实质的一致结论可言.

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往往遵循以下的步骤：提出检测设,构建模型,统计检验,得出结论.如果实证的数据完美无缺,或者说一组数据已经能够反映经济的状况,是上升或下降,是某一问题的解释性原因或者不是,那就够了,何必迂回复杂地用模型来说明?检测设和模型的构建似乎变成为多余；如果基本检测设和模型演绎真切符合现实和历史,模型能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另一个矛盾又出现了,那么高度集中的的计划经济完全可以实现,因为既然模型能够囊括一切反映经济现实的变量,我们就可以依据变量的具体状况制定计划进行调节经济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也许从主流经济学一贯敌对并长期予以轻视的唯物辩证法那里能够得到答案.基本检测设和模型构建运用什么样的抽象分析的逻辑方法?实证检验是否具有适应事物发展变化的灵活性?一个时期内的定量分析是否能代替其他时期的定量分析（即预测）,定量分析能否代替定性分析?主流经济学在历次的方法论争论中都不能得出实质的进步,因为论战各方实际上都是在用同一种哲学上的狭隘反对另一种狭隘,即片面、静止和孤立地看待经济问题,所以争论无果而终没有什么可奇怪.

三、结论及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主流经济学的哲学缺陷是一个客观存在.这种缺陷的直接结果便是对经济现实解释与预测的苍白无力.无疑,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认真考虑基本方法,也即经济哲学的选择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它尊重事物,承认现实和历史,又不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辩证法运用科学的抽象分析所归纳出的逻辑范畴最终回到我们生活的现实,为人类实践的发展怎么写作.因此它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也是经济学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尝试,改革的实践并非乏善可陈,一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均可上升为我们民族的经济学理论.借鉴西方智力精华和优秀文明成果固然重要,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矛盾,因此借鉴不等于复制和照搬外国经验,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批判的眼光,本着严肃的学术精神对待一切经济学.

就经济学的方法论而言,根本的方法或者说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至关重要.不同意识形态的哲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是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中说服力陷于苍白的根源,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激动、挣扎和冲撞”[6]88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依然犯着蒲鲁东当年的陈旧错误,实证并非真实,它实质上存在机械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缺陷；规范并非科学,因为它在追逐数理逻辑的严密的同时,严重忽视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哲学的贫困》发表已经过去160多年,但马克思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