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庸目录学成就略述

关 键 词:王庸；目录学；地理学；舆图；索引

摘 要:王庸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所著《中国地理学史》是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但是,他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却少有人注意.事实上,他所编的舆图目录及地学论文索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开创了编制地理学专科目录及索引的历史.

中图分类号:G25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3-1588(2012)02-0125-03

王庸（1900-195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开拓者.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中国之有中国地理学史的专门著作自王庸先生始.而且自从1938年他的《中国地理学史》初版到1955年再版的十八年中,也没有同类的书出版过等王庸先生写作这部《中国地理学史》,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创造性的撰述,其中很多的论点都是他独立钻研的成果.”\[1\]谢国桢先生也说：“君治历史沿革地理,著有《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洎后研究历史地理遂成专科,君始启之.”\[2\]事实上,王庸在目录学方面也颇有造诣,是我国现代地理学专科目录的拓荒者之一.

1供职图书馆,遍阅舆地图

王庸,字以中,江苏无锡人.其父为半耕半读的乡村蒙塾老师,一面教村童读书,一面从事农业劳动.王庸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然兄弟早逝.他早年在父亲那里接受小学教育,1914年入江苏省第二工业学校土木工程专科学习.1919年,他考入南京两江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后在无锡中、小学任教.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研究生,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因成绩优异,王庸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9年离校,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任讲师.

1931年,王庸经陈寅恪先生介绍,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编纂委员兼舆图部主任.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机,他日后专门从事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与此有关.1936年,王庸任浙江大学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湖南师范学院、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职,后因奔父丧从昆明回无锡,在中学代课以维持生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聘于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兼任暨南大学史地系教授.1947年,王庸任江南大学教授,后又任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1950年王庸经郑振铎推荐,任南京图书馆特藏部主任,1953年改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4年调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舆图组组长,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直到1956年因病去世.

在王庸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图书馆任职的时间较长,其中在舆图部门工作的时间就达11年.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地图,为他成为一名地理学史专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王庸的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包括地理学专科目录在内,大多是他在图书馆任职时期完成的.顺便说一句,上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可以说人才济济,云集了诸如袁同礼、向达、王重民、刘国钧、孙楷第、赵万里、谢国桢、谭其骧、贺昌群、刘节等一大批知名学者.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王庸这样的年轻学者的成长.

我国历代对于地图都十分重视.1909年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筹建之初,就已开始舆图与管理工作.1929年9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专门设置舆图部.从1931年7月到1936年8月,王庸一直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舆图部主任.在王庸主持下,舆图部开展了大量工作.他们除了将原京师图书馆所藏之清内阁大库明清绘本舆图100余种和两馆旧存的舆图集中整理外,还向各方征购新旧舆图,如清东三省总督锡良旧存的明清时期边界、河流图,陆军测量局测绘的各省详图及各地出版的水陆道里区域图等.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采购地图,补充馆藏,先后购入了工程世家雷氏所制圆明园与其他宫殿苑陵图及模型,扩充了典藏范围.1933年3月,法国铁路工程师普意雅（G.Bouillard,1862年-1930年）的夫人朱德容女士将普氏生前所藏地图6,000余幅及其测制图稿多种,悉数捐赠舆图部.到1933年底,舆图部地图已初具规模,并以珍贵绘色本、孤本地图为馆藏特色\[3\].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所藏地图全部进行编目,出版了地理学专科目录.作为舆图部的负责人,王庸自然功不可没.

2舆图目录的编制

目录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以往的目录学著作,多是综合性目录,特别是有关科技方面的目录很少.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大量输入中国,反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书籍也大量出现.洋务运动时期,一些官办的译书局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科技著作.同时,我国早期的一些科学家如李善兰、华衡芳等也都翻译、编写了科技论著.科技类图书数量的增长,也必然会反映到目录学中来.如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等,都收录了许多自然科学图书.在此基础上,科技目录作为目录学大家庭的成员,也开始出现.如丁福保的《算学书目提要》、刘铎的《古今算学书录》、王树兰与英国人傅兰雅（JohnFryer,1839年-1928年）合作编译的《务农要书简明目录》、曹禾的《医学读书志》等,都是我国近代科技目录的早期之作\[4\].而王庸（与茅乃文合作）编纂的舆图目录,则开创了我国地图目录的先河.

舆图,又称“舆地图”,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献.舆图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文献记载,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召公为营造东都洛邑,便绘制了《洛邑图》.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城市建设图.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兆域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后,开始绘制全国地图,并逐渐形成了地图缴送制度.东汉以后,各地每年向政府进献地图,到明代改为三年一送.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地图投影和经纬测量等制图方法.清代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的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并绘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有重要影响的地图\[5\].而图书馆舆图目录,当然是近代以后才出现.

王庸编纂的舆图目录主要有：《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这两本书均是他与茅乃文合作编成(按：茅乃文系王庸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同事,其生卒年不详).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是王庸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他在《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一书的序中提到：“同窗王君以中,杭县茅君乃文,怎么写作于北平图书馆,职司舆地努力搜求,研究著述,贡献至多等”\[6\]茅乃文的目录学著作,除与王庸合著的几部外,尚有《中国河渠水利工程书目》（辑）、《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等.

《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出版于1933年,共174页.该书收录1932年以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舆图目录,分区域图与类图两大类.全书共收录各类地图2,000余种,补遗部分收图25种.前有茅乃文弁言和凡例.《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出版于1937年,共426页,收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至1936年入藏舆图2,300余种,也分区域图与类图两大类.

除了以上两书,王庸还编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1934年出版,共42页.该书是国立北平图书馆1918年及1926年两次编目及新购进的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的合集.目录标出图名绘制形式（制法）、尺寸、装裱及出版日期等项目.

对于王庸（与茅乃文合作）所编舆图目录,谭其骧先生评论说：王庸“一方面运用目录学的方法,广事搜辑了所有有关已佚的古代地理名著的记载；一方面又利用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机会,把该馆所的大量海内孤本或传世极稀的古图古籍全部翻检一过,并择要作出了简要的介绍.这一项工作无疑是为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准备了有利的条件”\[7\].

3地学论文索引及其他

索引作为近代目录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对于推动目录学的发展、开展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王庸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与茅乃文合作编纂的《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续编》,也开创了编制地理学论文索引的先河.

索引学在我国起源较早,其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汪辉祖、阮元等都有关于索引的论述.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一些科学的读书方法、提高学术效率的方法,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西方索引思想和编撰方法也被介绍进来.1917年林语堂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创设汉字索引制议》一文,首次把“索引”一词引入中国,揭开了20年代索引运动的序幕.而“索引运动”的说法,则是由万国鼎首先提出.他说：“盖中国索引运动,已在萌芽矣.他日成绩,惟视吾人如何努力耳.”\[8\]此后,索引学开始得到广泛的重视,一大批学者投入到索引编纂的行列.

《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由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4年出版,共214页.该书收录1902年至1922年发表在各种期刊中的中国地学论文分类目录,分地志及游记、地文、民族、政治、交通、经济、历史、地理图书等八类.前有胡焕庸、张其昀、刘玉峰、钱稻孙序和作者自序；目录后附地名及作者索引.《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续编》由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6年出版,共2册.该书收正编出版后两年半内国内发表的地学论文目录,其体例与正编相同.书前有“本编所收杂志卷数号数一览”,书后有作者后记,附录地名及著者索引.

王庸与茅乃文所编的地学论文索引,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曾任清华大学日文与历史系教授、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的钱稻孙先生说：“论文索引的价值在搜罗之无遗,分类之细密,适应各方面检寻之周到,而尤在继续之不懈.说说似乎还不难,做起来才叫不容易等北平图书馆的东西文学杂志亦甚丰富,取其只关于中国地学的论文一对视,显见得我之自知,尚不如人之知我,岂非可怕的现象.王君、茅君此作固不仅是工具书而已.”\[9\]

顺便说一句,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一书,也是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该书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甲、乙二编.甲编有《明代总舆图汇考》、《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明代海防图籍录》；乙编有《中国地理学史订补》、《中国历史上地图与军政之关系》、《中国历史上之土地疆域图》.全书共著录有关南北边防图籍著作388种,为我国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国地图史纲》则是王庸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共分11章.谭其骧先生在此书《弁言》中说：这“是一部已完成了初稿而未及改定的遗稿”,“也是我国直到目前为止独一无二的地图史”\[10\].

综上所述,王庸先生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方面的工作,实“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11\].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首先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学术勇气.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这门工作太艰巨.第一是我国旧地理学的著作包括地图地志在内,数量之多,真是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对于一个单干户来说,必须要其有不寻常的魄力才能动得了它.第二是过去中外学者对这一学科向来就不够重视,发表过的论著很少；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局部的次要的问题；没有涉及的问题还很多,全面而系就的看法更没有人提出过.”\[12\]其次,他甘于吃苦,肯下“笨功夫”.他常称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下层工作”,为“呆板的整理和查考工夫”\[13\],如编纂舆图目录、地学论文索引,都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正是这种扎实的“下层工作”,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他具有严谨的学术作风.在他的书中,“私意以为”、“疑”、“殆”这一类字眼用得很多.他从不轻率论断,一旦推断,必定有充分的依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