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大学记忆

图 片／王萃年

大学精神,就是不论任何时代,诚心向学,集中精力.

1940年代

讲述人：方应暄王萃年夫妇 ,1945年～1949年就读于国立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

方应暄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南京的中学教员.我的父亲是安徽芜湖一家中学的校长.抗战时期,因为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两家携家带口,汽车、轮船以及徒步,长途跋涉来到了大后方重庆.

国立大学也是这样来到重庆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罗家伦校长就预感到形势的严峻,派人去重庆勘察选址,还特意制作了一批大木箱,将学校的图书、仪器悉数运往重庆.据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感慨：“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被赶到了重庆.”

1937年11月,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复课.唯一没有复课的,是艺术系音乐组——学校实在无力把大型钢琴等乐器运往重庆了.时值战乱,重庆写不到好钢琴,负责筹备音乐组的周崇淑先生多方打听,从私人手中高价收购到钢琴,用小船顺长江水运到重庆,又购写了一些脚踏风琴之类的辅助教学器材.1943年,音乐组与绘画组共用一间大草房,终于复课了.

大学是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又在陪都重庆,很多官宦子弟（我们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四川大军阀杨森的女儿）和流亡学生,都选择报考大学.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当时大学是不收学费伙食免费的（只是艰苦时期,伙食不会太好,学生们常常因此向学校发难）,贫寒家庭的孩子同样可以进入大学读书.

1944年,我考进了大学外语系.在校园中,爱唱歌的我被大草房的歌声吸引了.翌年,我转入音乐组学习.那时我们系音乐组一共有20多个学生.

就在我转往音乐组的时候,抗战胜利了!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1946年,国立大学复员返乡.我们回到了南京中大校园六朝松下的梅庵.

我们在校期间校长是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但执掌大学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是罗家伦校长.我还记得罗家伦校长提出的大学的校训：“诚朴 雄伟”.以“诚朴雄伟”四字为学校的校训和校风,他希望中大学子承担起复兴民族的重任,埋头用功,不计名利,诚心向学,并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伟大事业.

那时候的学生也有得过且过的,但更多的学生在扎扎实实学习.除了埋头用功,学生们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当时,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都在大学发展队伍,都瞄准了优秀学生,希望通过这些优秀学生的号召力,树立自己的形象,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大家并不明说,但谁左谁右,是半公开的秘密.武联珠是我们系业务最好的学生,她加入了地下党.等到学生会选举的时候,两派拉选票很是激烈,我还是把票投给了武联珠.

其实当时我还不是.1947年,外面“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潮已经风起云涌,我的老师、系主任周崇淑先生敲敲我的桌子：“你不要去!你的琴弹得好,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练习,不要荒废了.”方应暄偷偷去参加了游行,周先生也并没有说什么.

校长吴有训先生执掌大学期间,正是学生运动屡遭镇压的时代.他表示,若军警入校捕人,他就辞去校长之职.在他任校长的两年里,军警始终没能进入大学捕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倾向国民党的同学在解放前纷纷去了台湾,很多地下党的同学则加入了二野穿上军装南下.1949年夏天,我们艺术系音乐组毕业时,只有四个学生了.没有毕业典礼,我们轮流在照相馆借学士服,拍了毕业照.

很多年以后,我们才听说,当年还是有的.母校完好地保管着我们的,只是上面盖着的大章,已不再是“国立大学”,而是“南京大学”.

1970年代

讲述人：方应暄王萃年之女, 1973年～1978年就读于音乐学院

1973年,把所属美术学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戏曲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五七艺术学校等在京的艺术院校合并为五七艺术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那一届比较宽松,招收了一批没有下乡、有基础的中学生.从小学习钢琴和大提琴的我,幸运地进了大学.说幸运,是因为之前几届学生,绝大多数没有碰过乐器,是从农村招来的根正苗红的苦孩子；我们只要没有海外关系就可以过关,算是相当宽松的政策了.大学不用交学费,饭堂里窝头管饱.

虽然是,虽然没有高考,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那个时代,“大学”依然是神圣的.家里种了一株西红柿,只结了一颗红润饱满的果子.父母哥哥一直给我留着,等周末我回家,郑重其事地洗了,围着我看我吃.楼上的邻居也在一旁看着我,边看边点头：“对!就得给大学生留着!”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毕竟还带着的印记.我们学习的是西洋乐器,但西方古典音乐都是“违禁品”.老师都是刚刚“解放”出来的“臭老九”,谨言慎行如履薄冰.除了老师赶着写的一些简单的练习曲,我们天天反复练习的,只有八个样板戏的音乐.每天练琴之前,大家都很虔诚地告诉自己：“我们学音乐,是人民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怎么写作!”这才开始练琴.

能练习的音乐很匮乏,但我们很忙碌：政治学习、开会,学工、学农、学军,一年总有好几个月,我们在工厂做工,在麦田收割.因为身体比较好干活也不偷懒,农民会表扬我：“你看着不像城里人.”

就是这样看着像农村姑娘的我,还是被开了批斗会——因为吃饭的时候把肥肉挑了出来,有资产阶级作风.下一顿饭,我含着眼泪,一片一片把一碗肥肉吃了下去.

1976年,“”倒台,西洋音乐解禁了!我们这些学音乐的大学生,欣喜若狂冲进资料室,排着队如饥似渴地听着古典音乐.宿舍楼里,一下子充满了各种咏叹调.那些音乐,宛若天籁.

1977年五七艺术大学撤销,音乐学院恢复旧称.

我的大学上了五年.最后一年,正赶上后首次高考.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最著名的谭盾、叶小纲、陈其钢、郭文景、刘索拉就是那一年入校的.

其时还未写就《你别无选择》的刘索拉,在宿舍楼大声说：“人,才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动物!”

“在那个时代,突然听到这样个人化的语言,一下子觉得,世界真的改变了.”

续篇：2000年代

王萃年的外孙,2005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二年级通过公派留学考试,大学期间赴欧洲学习一年.

2011年春天的北外.正是春花烂漫的午后,校园中海棠盛放.年轻的学子在塑胶球场玩着篮球,笑语阵阵.

另据报道,今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将迎来70周年校庆.北外校庆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使用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使用时间已久,希望借此机会进行更新.为此,学校向社会各界征集“北京外国语大学校训”及各类校史资料.

责任编辑：陈亦佳

当代中国最需要的大学精神就是在多元化的声音里找到自己的底线和依归做一个建设者而不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