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大学纪事

周有光（1906年— ）,江苏常州人,原名周耀、周耀平,后以笔名“周有光”行世.1923年考入圣约翰大学? 1925年“五卅惨案”后,跟随师生脱离圣约翰另立光华大学.1927年从光华大学商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兼附中教师.1933年与“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结婚,与沈从文成为连襟.其后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任教于母校光华大学.抗战中任职于四川新华银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1945年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建国会.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4年,因之前出版发表过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其后放弃经济学专业,任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宁夏.1979年,代表中国参加华沙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技术会议,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0年,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1984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1989年离休.离休后笔耕不辍,出版了《朝闻道集》、《拾贝集》、《百岁忆往》、《百岁新稿》、《语文闲谈》、《周有光百岁口述》等著作.至今一百零七岁的周有光,仍然思维清晰,每日读书写作,关注当代中国思想动态和时事热点,持续为中国思想界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韩戍：周老先生,您好.您是光华大学最资深的校友,我到您这里来了解一些关于光华的情况.

周有光：过去的大学,圣约翰大学有人研究过了,光华目前还很少有人研究.

韩戍：这是当年您发表的两篇文章,我找出来给您看看.这篇是1927年,题目是《论光华校歌》,当时您叫周耀；这篇是1935年,题目是《教师生活的保障》.

周有光：对我来讲,如同隔世,真是想不到还有这些东西.这很有意思.

韩戍：您在光华读书,毕业后留校做老师,对吗?

周有光：我1923年进入圣约翰大学,1925年“五卅运动”离开,进入光华,1927年在光华大学毕业.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准备要我到外面去工作.光华的校长是张寿镛,他说,光华需要人,附中需要人,你先在本校怎么写作,再到外面去.这样我就留下来,先在附中教书,后来在大学里教书.在大学里先做助教,后来上课.

韩戍：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光华的?

周有光：大概是两年以后.孟宪承跟我讲,一个人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外国的习惯,当时在一个地方待了三年就不能再待了,再待人就不知不觉失去敏感了.他到外面去,把我带到外面去,去无锡办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当时提倡一种民众教育.民众教育的思想由丹麦哲学家格隆维提出,当时是很进步的.孟宪承对格隆维的思想特别崇拜,翻译了格氏许多书,我翻一半他翻一半,书名已经忘掉了.

韩戍：孟宪承先生在光华任教时间很短,为什么?

周有光：圣约翰大学闹学潮期间,我们中文部整个都离校了.他是圣约翰大学中文部的主任,他也离校了.他离校是很积极的.但是他是在美国读过书的,对教会学校还是有感情的,他不愿意人家骂他是破坏圣约翰的罪魁祸首.检测如他在光华大学待得长,就和圣约翰大学对立了,因此他选择另外走一条道路.

韩戍：您觉得当时光华的校风和圣约翰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周有光：光华的一切都是继承圣约翰的.办校的宗旨表面上看是变了,实际办校都遵守圣约翰的一些好的办法,比如学术自由、办校这种原理,都按照圣约翰的办法,因为圣约翰的办法很成功.当时许多有名的学者都愿意来光华教书,光华一直都办得很好的.

韩戍：光华在抗战前十二年的风格是一以贯之的吗?中间是否有变化?

周有光：当时上海、北京的学校都是很先进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按照英、美的原理办,像徐志摩这样本来在北京教书的,他愿意到光华来教书,都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当时办大学从北到南,都是按照英、美大家公认的一种办法,可以说都是遵从蔡元培的八个字：“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后来因日本侵华破坏了以后,则难觅影踪了.

韩戍：刚才您说教授治校,光华这方面的资料不是特别多,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有光：“教授治校”这句话当时是不大讲的.实际上,它有一个教授的会议,教授会议许多大学都有的,组织、名称不一样,但教育的事情由教授来决定,政府不干涉.当时的教育思想学说,特别是胡适回来之后,把美国杜威的教育思想引回来,到今天一直是很先进的.我们今天大学的困难是自己造成的,学习苏联搞乱了,改革开放后已经改正了不少,但还是差得很远.那个时候是一个正常的态度.到现在把大学拼命扩大,既不走苏联道路,也不走欧美道路,自己搞一条道路,莫名其妙的,反而不正常了.

韩戍：刚才您提到胡适,胡适在光华也任教过一年,具体的情况您有印象吗?

周有光：他没有正规来做教授.他来上课,他来演讲,因为他是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校长.那时很怪,大学都叫公学,南洋大学叫南洋公学,中国大学叫中国公学.他在光华可以说是来短期讲学,还不算兼课教师.

韩戍：光华的第一任文科主任严恩椿,您有印象吗?他的生平很难查找.

周有光：有印象,我不大记得清楚了,好像是生什么病很早去世了.他的水平很高,他是一个英美式的学者,不是像胡适这样子有选择的推广现代化,他比较保守.他是英美式的绅士型学者.

韩戍：他写过一本书,名叫《训政》,他是不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比较亲密?

周有光：我不知道他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国民党当时吸引了很多留学欧美的学者.他可能不是一个国民党员,只是一个研究者.他只是写书,英美式的思想嘛,那个时候欧美回来的学者都是同一个道路.他写书只是为了研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韩戍：他在学校当文科主任,有没有什么具体改革?

周有光：他上课的,大概是关于历史和政治学的课程.

韩戍：您能否谈谈光华副校长廖世承的情况?

周有光：廖世承与光华很有关系,他原是中学的校长,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光华本来要请他做校长,他不做,要做中学校长.他的理念是,中学办得不好,大学就办不好.他是大家公认的中学教育的专家.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中学教育有问题,中学办好了,大学就轻松了.

韩戍：您对钱基博、吕思勉两位老师有印象吗?

周有光：有印象.钱基博的古文很有名,但是很保守.我给你讲一个笑话,一次他让人家写文章,交上去了,多数人用钢笔写,我是用毛笔写.用毛笔写的人没有问题,用钢笔写的人被大骂.他说,中国人要用中国的工具,钢笔写的退回去重新写.钱基博很保守的.可是在他的下面读书,古文进步得快.吕思勉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后来历史学理论只有一条道路了,反而把历史学搞坏了.历史学家不能只有一个,现在改过来了.历史学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搞得一塌糊涂.

韩戍：您能讲讲李石岑在光华的情况吗?

周有光：李石岑我知道,当时我们很敬佩他,他文章写得好.后来他倒霉了.他结婚后跟一个青年女性恋爱,闹出来把他名誉搞坏了.李石岑在当时思想很进步的.他在好几个大学兼课,具体属于哪一个大学我记不清楚了.当时上海的青年很喜欢他的演讲和文章,都是很好的.

韩戍：当时的大学教授兼课情况较多,对吗?

周有光：兼课和还是两码事.兼课是零星的,是有职务的.兼课是一个钟头多少钱,讲完就完了.

韩戍：光华的学生,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周有光：创立光华大学两个人很有功劳,一个叫陈训恕,一个叫史乃康.他们两个人了不起,圣约翰风潮时他们已经要毕业了,他们两个人不要文凭.光华大学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两个人做的.这两个人水平很高,办事能干,他们是创办光华的功臣.

韩戍：陈训恕是陈布雷的五弟,他后来在巴黎留学的时候去世了.

周有光：对.史乃康也是很早去世了,这两个人都是英年去世的,很可惜.

韩戍：那储安平呢?

周有光：储安平很熟的.但是储安平比较晚,那时,我已经离开光华了.储安平和我夫人是同班同学,经常到我家来的.储安平是新式大学培养出的一个人,他的思想是大家公认的,他的政治思想是完全英国式的,当时大家认为他的那种理论是当然的,不是一个特别的东西,但是后来反右,他倒霉了等

韩戍：储安平就读于光华附中,后来升入大学,他在中学的情况您了解不?

周有光：我不清楚.他是我夫人的同班同学,跟我夫人和我都很谈得来的.我好像记得,储安平到了英国回来,办《观察》杂志.我的印象他文章写得很快,这个人头角峥嵘.

韩戍：当时光华的学生是否有参加党派情况?

周有光：当然有,但不知道.那个时候参加什么党是自由的,人家不管的.那时候是英美式的生活,今天参加这个党,明天可以换一个,你参加什么党大家不注意的,不因为你参加党派了在活动上和学术上有什么方便.这种党派影响学术,那是后来才有的.

韩戍：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去光华演讲,1927年鲁迅去光华演讲,您是否记得?

周有光：不记得.等鲁迅应当受到尊重,但不应该刻意拔高,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鲁迅特别高等

韩戍：当时胡适的地位比鲁迅要高,可是1949年后被抹掉了.

周有光：对.鲁迅的家里我去过,我的姐夫住在鲁迅的隔壁,都在北四川路.我的朋友也住在北四川路,和他往来比较多,带我去见鲁迅.大家对他只有普通的敬重,没有什么特别敬重.他应该受到普通的敬重,拔高是不正常的.

韩戍：当时中国青年党曾琦、李璜在光华的活动情况您是否有印象?

周有光：没印象.当时国民党之外有两个重要的党派,青年党和国社党.国民党是亲美的,是亲俄的.中国历史上俄罗斯的占领中国领土最多,从清朝抢过去的.中国和俄罗斯一向是思想不容的,和英美是很亲密的等

韩戍：光华建校初是否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周有光：我当时没有感觉到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反帝国主义不等于民族主义,至少办学过程中没有反英、美的思想,不是办学中还在反英、美,始终比较自由开放.光华学生对圣约翰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当时有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感觉,我们到今天对圣约翰英、美教育的思想还是印象深刻的,受的影响很深.

韩戍：当时从圣约翰离校时是否有被胁迫的情况?

周有光：我的印象,离校的人对圣约翰都是很好的.当时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圣约翰大学的制度不好,而是当时的问题没法解决.圣约翰校长不是不许开会、演讲,就是不要到马路上去.国旗事件时我不在当场,我的印象那是一个临时的事情.圣约翰的学生对离开圣约翰还是恋恋不舍的.台湾办了一个圣约翰科技大学,我和他们一向没有往来,今年他们特意来看我,送我这个杯子做纪念品.它现在还不能算一个有名的大学,但有希望,按照英美的办法来办.等现在很清楚了,一边倒是错误的.一边倒要深入理解,深入研究.不了解过去的错误,对今后我们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你研究光华是研究过去的一个部分,这是很重要的.可惜光华破坏得太早了,不像圣约翰底子太深.现在全世界的圣约翰同学会是很厉害的,大概两年或四年开一次国际校友会,全世界圣约翰的校友人很多、地位很高,每次开会租一个豪华游轮,放在新加坡,转了一个大圈子再回来.中国有好多人去参加的.我不能去参加,拍了录像带给我看,好玩得很.

韩戍：光华校友在这方面就很弱.

周有光：对,光华的时间短,基础差.光华本来想恢复,张寿镛的儿子张芝联搞到一些钱,香港有好几个光华的旧同学、大资本家,都支持光华复校.后来张芝联去世了,也没人再提了,我看搞不起来了等

韩戍：最后一个问题,当时的光华在全国教育界占一个什么位置?

周有光：光华是许多有名大学中的一个,可是它有天然的缺点,刚刚办,没有一个强大的背景,没有强大的力量,只能大家来帮忙,许多北京有名的教授都来兼课.等于种了一棵树,大家刚刚来浇水的时候,打仗了,破坏了,日本侵华的时候把光华打掉了.光华打掉之后,人都散到很多地方去了.光华刚刚起来的势头是很好的,教育界学术界都很支持,当时差不多全国有名的学者都去演讲过,马寅初也常常去讲课的.我认识马寅初就是他常常去讲课,后来马寅初和我很好.

韩戍：好,多谢您,我的提问结束.

周有光：不客气,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