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二十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人、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人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当众,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等世界上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至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人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写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墙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戴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惟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