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的好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零分或一百分.

检测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们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检测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20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们不敢做什么,他们的处事能力还不到五岁的水平.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们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们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对方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他们像努力迎取阳光的向日葵,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服从权威,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 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赶着走”的育婴方式.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是传授知识,而不是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按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点名的成规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授课——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12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成长——他们会长大吗?毕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摘自《都市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