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的最后时刻

从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首任校长算起,由美国人在中国办的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其间,因为美国背景,它在复杂的中国时局中艰难地幸存下来,但最后还是因为美国背景,在复杂的政局中,终归没有逃脱被拆分的命运

195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建国两周年庆典.

燕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巫宁坤,夹在8人一排的燕大教师方阵中,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袖高呼口号、齐齐挥手,接受检阅.

一个多月之前,这位去国8年的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刚刚带着几箱左翼书刊回到祖国,任教于燕大西语系.这时的巫宁坤对一切充满好奇.

抗战期间,巫曾求学于西南联大,与那时昆明和重庆的乱象相比,新中国的北京城里没有叫花子、和客,这让他感到欢欣鼓舞.可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毛装,喊同样的口号,绝对服从组织,这些又让他隐隐地感到惶惑.

感到欢欣鼓舞的,还包括急电巫宁坤回国的时任燕大校长陆志韦.当时的燕大学生会主席夏自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49年2月3日,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式.燕大师生从清晨三四点钟起床,到清华园火车站乘车进城参加宣传和庆祝活动.他看到陆校长冒着严寒在车站欢送燕京的队伍.解放军入城后,陆校长给美国的托事部写信,用“廉洁”“黎民政府”“中国的希望”来形容他眼里的新政权.

贵族化的精致趣味

对于那时的校园生活,让新闻系林帆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名叫“拖尸”的校园游戏.那是从美国高校里流传过来的恶作剧,一种能体现燕京传统的“洋时髦”：被拖的对象头戴纸糊高帽,前后有人簇拥,敲着小锣绕校园大道一周；然后到西校门内水池旁,由4位同学分别抬着胳膊和双腿,将挨整的对象高高抛起,落水成落汤鸡,一场闹剧就算结束.

夏自强也至今犹记燕大传统的“Open House Day”：燕大教授的待遇相当优厚,很多人都拥有一套独立的带花园的房子,每逢周末和节检测日,老师很欢迎学生去家里,有时候甚至直接把一个班的学生叫到家里上课.

在巫宁坤印象里,燕大学生读书很多,对西方的东西了解很多,充满着一股贵族化的精致趣味.1952年3月,新华社一篇题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的报道中,斥责燕大的“西语系在课堂上讲的仍旧是荒谬绝伦的侦探小说,课外阅读的依然是已极的读物”.而文中所指“读物”,巫宁坤在日后受批判时才明白,是诸如他从美国带回的英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小说,那本书的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

在燕大,美国是大多数学子毕业后的理想去处.夏自强的表哥和姐夫都有留美经历,他自己在填报燕大时的梦想,也是毕业之后去美国.“燕大的学费很贵,虽然也有出身贫寒的同学,但多数同学的家境优越”,夏的父亲夏道湘任职于国民政府,是著名蚕桑业专家,曾与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一起留日.一份1938年的入学调查数据,显示了燕大学生家长的职业分布情况：商28.5%,闲26.8%,政治16.3%,教育11.1%,其余的多为交通、银行、实业、律师,而农民所占比例仅为7.1%.

刚回国的巫宁坤暂时借住在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家里,赵的丈夫是著名新月派诗人陈梦家.那是在朗润园内的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客厅里安放着赵萝蕤的“斯坦威”钢琴.周末,校长陆志韦偶尔来聊天、打桥牌,日子过得安逸而闲适.

微妙变化

在夏自强的印象里,1949年以后的燕大“闹哄哄的”.作为学生会主席,他的工作充实而忙碌,组织学生熟悉新社会,组织参军、参干、参加“土改”.

他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群众基础,是在燕大学生中占到多数的进步学生.夏谈到,建立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燕大党组织,是北京高校中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学校之一.而燕大的美国背景和老校长司徒雷登的暗中支持,则无形中为之提供了保护,“燕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一直没中断过”.抗战期间,燕大作为中转站,为延安输送了很多进步青年,包括燕大知名校友、曾任教于该校新闻系的埃德加•,斯诺.

在巫回国半年前,也就是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从此燕大从私立大学变为国立大学.那块由蔡元培题写的老校匾,也由的手书“燕京大学”代替.

著名学者的余英时曾在那个时候,在燕大西语系有过短暂的求学生涯,他的英语老师恰好是赵萝蕤.余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曾试着用阶级观点解释一篇小说,赵教授未加称赞,而且表示与小说的主题全不相干”.而日后成为写作技巧校长的史学教授翁独健,虽然指定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为课本,“但他在课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斯大林的‘五阶段论’”.

法学院学生经君健就是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的学生之一.对于1951年校内的风云变幻,他完全没有感受到.他那时正和同学被安排与老北大、老清华和辅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一起在广西邕宁县参加“土改”,发动群众、斗地主、分配土地等时间长达8个月.“等我们从广西回来,学校已经被‘拆’了.”经回忆说.

“洗澡”

身在广西的经君健对学校的情况所知有限,也就无从了解“三反”运动在燕大掀起的巨大震动.

发表于《人民教育》杂志1952年7月刊的《燕京大学教师思想改造的经验》一文,概述了“三反”运动在燕大的3个阶段：发动群众普遍检查校内的贪污浪费问题；号召教师人人洗澡,洗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个人思想上留下的影响；让极少数有严重反动思想的人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检讨.

夏自强已于1951年夏毕业留校任教,除了历史教学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忙于召开各种会议和筹备节约检查的展览.他作为“三反”运动领导者的身份并没能维持多久,12月,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就进驻燕大了.

燕大校友张世龙作为校党总支统战委员,参与了工作组对燕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回忆录《燕园絮语》里,张回忆道：“作为自我检查的典型,进步教授雷洁琼、翁独健和侯仁之带头作自我批判,这些发言事先都由工作组帮助,主要是市委统战部派下来的干部王志诚和我直接与他们谈话,我们并与学生干部联系,让他们在大会期间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会者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

但对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却完全是另一景象.事先由王志诚和我分别向学生干部报告批判他们的要点.其实是组织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最后被‘轰’来,不予‘通过’挂了起来.”

夏自强作为主持人,见证了对校长陆志韦的批判会.“开批判会的那天,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听会,会议现场还通过广播连线清华大学的另外一个会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涌入校长办公室,搜集文化侵略的罪证.学生们轮流上台讲话揭发,被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的陆先生的女儿,也上台控诉自己的父亲.”夏自强回忆道.

目睹校长陆志韦受批判的巫宁坤,很快也迎来了自己的批判会.他在会上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检讨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

一名学生积极分子不满他的检查,提出了一件能证明他“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的往事.

巫这才想起,曾经有一位女生向他问及中国的新闻与美国的有何不同,他想也没想地回答,“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这也能算新闻吗?”

巫宁坤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住所,通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感慨万千.他把自己1951年回国后的经历,写成自传《一滴泪》,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

这种疾风骤雨的思想改造运动效果明显.一篇报道显示,到了1952年3月底,燕大全校有110位教师作了沉痛的检讨,控诉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而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传(1949-1976)》一书提供的数据,截至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

消失于院系调整

燕大的校史上留有一张摄于贝公楼前的纪念照片,画面上是新搭起的一座牌楼,上挂大横幅,红底白字醒目地写着“庆祝燕大新生”.

这个“新生”,指的就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大的一些院系被拆分后,剩下的部分并入北大.随着1952年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入驻燕园,燕京大学不复存在.

燕大新闻系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林帆,曾与同学一起敲锣打鼓,目送燕大音乐系搬到天津的音乐学院.他所在的新闻系也并入北大中文系,改名为“编辑专业”.

工科并入清华.经济系调整到新成立的财大.政治系并入政法大学.教育系并入北师大等而著名的社会学系早在改国立后一分为二,分作民族系和劳动系.

尽管如此,“对于这次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大人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青年学者陈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做燕大的口述史采访,院系调整时任燕大党总支书记的谢道渊向他回忆说.

作为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夏自强回顾57年前的那次院系调整,不无反思之意：那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受政治的影响太大,把英美的教育模式完全与苏联模式对立开来；否定了很多学科,对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些学科是一种摧残,“导致很多学科出现了断层”.

而让终生投身学术的经君健惋惜的是,当时按照苏式体制,把综合性大学拆分成专门性大学,优秀学校的优秀传统被打掉.

史学教授翁独健在陆志韦之后担任燕大的写作技巧校长,直至燕大被拆分.作为翁独健好友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1957年以后经常去找翁独健聊天,她印象里的翁独健在公开场合“慎言慎行”,私下里却又很能发表看法.章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关于燕大,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自己受教于燕大,但又成了为燕大送终的人”.

(感谢青年学者陈远提供帮助,实习生李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