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生态现状的忧思

学界感叹现今“比慢功者”近乎绝迹,“十年磨一剑”的祖训已然过时.人们诟病学风浮躁并归因于个体操守,殊不知高校考核机制实乃重要推手.

自然生态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因为关乎人类生存质量的优劣.而社会人文生态的衍变,在感知领域似乎还处于朦胧迟钝状态,虽时闻抱怨之声,然毕竟尚不觉得有何迫促感——人类的自我矫正能力通常滞后.即以传播和创造知识的我国大学为例,近二十年来爆发式的增长,办学规模成倍扩充,资金投入几度翻番,昔日校园内的雍容闲适变为忙碌浮躁,吟诗作画的雅兴让位于追逐“工作量”的利益考量,纯然求知的稚嫩转为精于未来设计的老到等所谓“之塔”的前尘往事已然悠远,如今大学校园的人文生态现状则令人颇为困惑,人们不免会问：大学的本质或发展趋势真的理应如此?

所谓大学人文生态,笔者理解应指校园人性化氛围和文化浓度,其内容涵盖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学生求学热情及适宜环境,以及管理层立足“学术本位”的适度怎么写作等.一所好的大学,首先是人性充盈,智慧舒展,开明放达,求善向上的.感知了这些后,方涉及学科优势和学术前端之类.青年学子奋斗多年,踏入高等学府,为的是陶冶人格,学得专业技能,走入社会成为文明才智之人.检测使学府与市井无异,莘莘学子混同所谓“引车卖浆者流”,社会谈何进化,文明如何提高?将大学“工具化”,仅向求学者注入些微技术元素,而了无人文素质,办再多的大学,欲提升民族品质恐怕也是枉然.

完善大学硬件,营造美轮美奂的建筑群,还只是外在环境,人的因素乃是内核,人文生态环境的改进才是根本.而大学“软环境”的生成,取决于教师职业的生存状态以及校园制度设计这两个关键.

在外界看来,近年大学教师的日子过得挺滋润,起码收入翻倍,生活小康.比较过往,物质生活确实提高不少,这未尝不是校园平静的一个原因.不过,经济学讲究“投入产出比”,高校管理深谙此道,便有教师们围绕职称和津贴开始了无休止的奔忙和竞争.“进有薄俸自然忙”,本在情理之中,而将资本社会初期用于工场的“泰罗制”管理思路移植到校园,施之于知识群体,就难免演义成量化分值的攻防战.君不见年年考核挣工分,教学科研一锅烩,项项指标计成分,量化变作柜.此一做法,比较便于操作,却完全无视知识产生的特殊性.在这种利益驱动的忙碌中,长远的学术兴趣不得不让位于易出成果的“短平快”,论文数量逐年攀新高,而具真知灼见确有价值者却日见稀缺,于国计民生或学术创新真有补益者则少之又少.学界感叹现今“比慢功者”近乎绝迹,所谓“十年磨一剑”的祖训已然过时矣.人们诟病学风浮躁,往往归因于个体操守,殊不知高校考核机制实乃重要推手.

或许此类考核办法的初衷在于奖勤罚懒,激励优秀,焕发教师活力.如果说这确实获得了一些表面成果的话,那么代价也相当可观.最重要的是教师的“受雇心理”空前加重,积极性反而日渐式微,某种校园保守心态在无形中潜滋暗长.思想的勇气,学术的冲动,标新立异的逆向思维,不计成败的大胆试验等,几乎都淹没在现实稳妥的物质欲求的海洋中.更不要说期待出现那种“众皆诺诺,一士谔谔”的特立独行者了.大学中如若遍地不思进取的庸碌之人,学术生机何来旺盛?大学精神势必委顿.当然,这并非唯考核机制所能承其咎.

高校需要合理的考核制度,更应从中体现人性化,尊重教学科研的特性.考核周期可长短结合,或适度延长.那种一年之内填报两次以上的“成果统计”,实在是对教师正常工作的干扰.“尾随母鸡收蛋”的做法实属管理过度,如此情形难以指望出现学问大家.道理很简单,人们在急如星火的催促中很难从容思考、安然治学.更何况多数规则均为刚性,冰冷而坚硬,缺少张力和弹性,实施过程中只能非此即彼,人们必须就范于可能仅适合少数人的僵硬条规,以致校内教师投诉事例此伏彼起,扰攘不安.如将此类做法解释为“严格管理”,则不妨在稍长阶段作一回顾,看看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否真的释放出了“正能量”?

职称评定在大学教师职业生涯中举足轻重.近期,一些学校的职称评定工作呈现出某些变化,即越发“程式化”,操作规程更简便易行,看似较先前严格不少,却越来越形成“先期狭窄通道”,几乎成为指定杂志论文数量的“大比拼”.据规定,各学科（文理皆然）先发布所谓一级刊物和二级刊物若干种,参评者须在此范围内发文若干,加上其他核心刊物论文数,方可达到评定标准.然后再从项目、专著、获奖等方面参采其一,便可基本达标.经教授会和学术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后,送校外同行评议,最后由校级学术委员会定案.各学科一、二级刊物的选定,人为因素凸显,虽不乏公认权威学刊,却也有凑数者.而各科规定刊物数量最多十余种而已（通常更少）,就是说,教师们须在这十余家刊物上发表固定数量论文才被认可,否则均属枉然.

在这里,教学只是陪衬,教学效果再好亦略而不计,不属硬条件.至于著作,纵使如何专深之精品,不足指定刊物发文数,哪怕仅差一篇,也难跨越参评门槛.如此“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评定条件,在刚性规定和严格执行的训令下,难免会使一些学有所专而不甚适应新规则的学者长久徘徊在职称评定的门楣之外.如此机械地进行学术评估,实质还是一种偏狭的“领导意志”使然.生存压力使教师们默默顺从此类规则,评职称时大谈数字,而甚少细究学术内涵,中国高校评定职衔居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

大学另一主体是学生.现今学生的学习热情不如刚恢复高考时那几届学生,这是校内外一种相当流行的非正式说法.实际上,互联网时代的学生接受信息量之大、之便捷远非昔日可比,他们的外文能力和全球视野亦构成其优势.当然,他们也面对就业市场的无情选择,承受经济低迷带来的出路压力.或许他们经受高中阶段沉重学业的“魔鬼历练”后进入大一、大二时难免有所放松,但总体说来仍是倾心向学,追求卓越的.不过,校园文化氛围似乎越来越“组织化”,多由学生主管机构策划、布置和推进,纯然由学生自主进行的各项活动则日渐稀少.大学生独立行事能力缺乏足够的锻炼机遇,这无疑是他们大学生活中的缺失.不可否认,有些学生表现出不凡的政治素质,从言语到行事,超乎其年龄和阅历,令人刮目,也确乎有些资质聪颖、学业优异的学生（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从事思政一类工作,而无意于执教生涯.他们观察到,学长们由辅导员而走入“校园仕途”,显然有着优于做教师的发展机会.这样的事例若反复成规模地出现,就大学人文生态而言,不知是喜是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渐渐变得现实和功利.对那种虚无缥缈的理想不感兴趣,市场化大潮冲击校园,利益最大化几乎成为多数人思维的取向.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往往不甚顾及实现路径,甚至甘冒道义风险.诚信之于大学生本属基本素养,可是在论文写作和期末考试中违规现象迭出,实在令人焦虑.不仅如此,在人际交往和教务公务等场合,一些学生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老到与圆滑,口是心非,逢场作戏,玩世不恭,价值混乱.这虽属少数,却影响极坏.大学生具备一定的社会阅历和为人处事的基本能力是必要的,然而若发展到“极致”,以致真检测莫辨的程度,就不免有些悲哀了.

大学人文生态现状,说到底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人文生态.关注校园人文生态问题,既要厘清学校本务,也须究问社会缘由.大学教育之于国家民族的关键作用,无需赘言.如何使我们的大学在中华复兴伟业中真正担负起应尽的职责,是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上述所列种种高校流弊,或许言之苛责,但绝非杞人忧天.

（作者系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