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近代文化博弈

近代以来,随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中国人开始了解到一个不同于我们自身的西方文明.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从其军事技术到政治制度,从其经济实力到文化传统,从“西洋”的笼统概念到英、法、美的不同区别,从轻视排斥到学习研究,从盲目推崇到为我所用,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在不断深入和理性.同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在经历着一个类似的过程.东西之间的相互认识从器物层面走向文化层面,出现所谓“东学”与“西学”之争.

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其实更多地是一场文化博弈的过程.由于中国本身已经具备了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得西方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那样长驱直入,它必将面临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弈,在这种博弈的过程中完成其本土化、具体而言就是其中国化的过程.

在这种博弈过程中,以近代留学生为主体的一批中国人,承担起了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的主体的角色,由于他们本身来自于中国,又前往西方各国求学,所以在他们每个个体的身上,就已经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博弈.正如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所指出：

通常情况下,中国近代留学生在经历两种角色的转换：当出国留学的时候,他们是异质文化的接收者,要尽快适应他国的社会文化,广泛地进行文化选择,并在选择的过程中渐渐地“洋化”,融入他乡；当归国的时候,他们却变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要迅速熟悉一度陌生了且有发展变化的中国新环境,选择施展才华的地域和空间,同时在日常的工作中慢慢地“土化”,回归本土.等现代化的社会变动催生了留学生运动,归国留学生的投身社会变革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现代.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种种矛盾和碰撞,但从总体上看,则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呈现一种前进中的良性互动关系.（李喜所：《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中国留学史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P13）

以留学生为主体的这批中国人在承担这种文化博弈的时候,大学无疑是最为突出和集中的一个场所.留学生之远赴海外,大多是进入西方各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学习；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虽然进入了不同的行业,但有相当一部分的留学生进入了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借教育的场所更有效地传播西方文化,其中许多人还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教育无疑是文化传播最为便捷和有效的手段之一,而现代大学因其开放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汇与博弈则更加明显.因此,以留学生和大学为切入点,来探讨近代中国文化传统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中所发生的嬗变,无疑是最能把握这一问题核心的研究路径.

正因为如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留学史丛书》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套以近代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丛书,不仅直接扩充了中国教育史、学术史的研究,更是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史、甚至近代社会变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套丛书中叶隽的《异文化博弈》,选取北京大学作为其研究的历史场域,以严复、李石曾、蔡元培这三位都曾经主持过北京大学校务的留学生作为研究个案,则是别具意义.

如前所述,留学生与大学是研究近代文化博弈的最佳路径之一.中国的大学本身就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完全是在仿效西方的基础上而成.20世纪初的北京作为中国文化前沿,拥有三所著名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因庚子退款而建,最初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存在,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学制的大学.燕京大学则是由几个英美基督教差会共同开办的教会大学,其学校建制采取美国模式,辅以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教学方法.这两所大学的建立都直接与美国相关.相比之下,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可以算是中国自己“嫡系”的大学,其传统性色彩显然要大大强于另外两所大学.当这三所大学都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承担起传播西学的历史使命时,北京大学校园之中所发生的文化博弈显然是最为激烈和突出的.因此,选取北京大学作为分析近代文化博弈的历史场域,显然是十分合适的.叶著之精妙,由此也可见一斑.而书中用来进行个案研究的严复、李石曾、蔡元培三人,则分别曾经赴英、法、德留学,三个欧洲国家不同特点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北京大学这一环境中相互碰撞,彼此共存.

与严复和李石曾相比,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的意义显然更为重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直至今日,仍然让北京大学引以为傲.然而,无论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著称的严复,还是曾经大力推崇世界语的李石曾,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感情.严复虽然在主持北大期间曾提出“全学西方”,但其晚年亦回归中国传统,那句“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也是这种感情的体现；而李石曾以满腔热情参与到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中,更是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因此,尽管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更加为世人所熟知,但严复与李石曾也未必不是这种“兼容并包”思想的推动者.

当蔡元培明确提出“兼容并包”这一办学思路时,其实也就意味着近代中国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有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我们既能看到辜鸿铭的长辫子,也能听到胡适的“两个黄蝴蝶”.中国的孔孟之道、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浪漫主义、德国的理性主义,或者还有美国的实用主义,以及来自更多国家的更多学说,都在北京大学这个舞台上有了展示和宣扬自己的机会.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在这些思想的海洋中遨游,汲取不同思想潮流之精华,形成自己的想法与主张.

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北京大学作为研究文化博弈的最佳路径,并不是要否认另外两所大学在这方面的历史影响.实际上,清华大学虽为留美预备而设立,但其最为世人所知、在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恰恰是它的国学研究院.而燕京大学的主要创办者和主持者司徒雷登,终生对中国文化抱有一种尊重：“如此巨大的文学宝库能为我们的心灵和视野打开多少窗口”,“至少而言,我也学会了欣赏中国文学中柔和文雅的人文关怀,对人际关系、忠义和正直的注重,以及中国人对普世道德的虔诚信仰,对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不懈追求”.而在《异文化博弈》一书中,也屡屡提及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等人,足见作者既已关注到北京大学在近代文化博弈中的突出地位,同时亦兼顾全面,力求为读者展现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画面. 那么这种博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从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来看,站在历史舞台显眼处的还是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白话文运动”等,都是其表现.然而,看似被否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未消失,它仍然在历史舞台上不那么显眼的角落里继续发展,并且不断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汲取新鲜的血液.当20世纪末的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的绝对优越性产生质疑的时候,人们又开始转向中国,来寻找古老而又新鲜的东方价值观.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美国留学12年、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蒋廷黻先生就曾充满信心地说过：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特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谈及文化博弈的结果,我们只能说,文化博弈没有胜者.辜鸿铭的西学功底绝不在“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之下；清华国学院的吴宓及四大导师,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燕京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仍然聘请日本著名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为客座教授.当我们赞叹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时,也许还会想起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文化之价值与生命力正在于其不同特点的文化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冲撞和影响.如果某种文化能一统天下,恐怕也就是那种文化消逝的开始.20世纪初期,房龙即以“宽容”来命名一部“不宽容”的历史,表现出他对人类未来的希望；20世纪末期,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又在提醒人们要处理好与异己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宽容之心对待异质文化,追求文化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这才是文化博弈真正的意义所在.

而作为文化博弈之场所的大学,更应当承担起这种责任.司徒雷登在谈及燕京大学的远期目标时就曾说：“之所以要将它置于中国土地之上,目的就是要彻底、永久地将它转变为一座中国大学,而其自身的发展就是一部国际化进程的历史.”[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P69）昔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各个大学能以包容之心对待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说,今日之大学,更应当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让不同文化在相弈之中共同发展,共同有益于中国的未来.如此,方可告慰以严复、李石曾、蔡元培为代表的那批近代学人筚路蓝缕求救国救民道路于世界之苦心.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