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七大学生活

1966年5月7日,正值“”前夜,主席看了解放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后来被称作《五七指示》的信中,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1968年7月21日,又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

根据的《五七指示》和办大学的指示,1970年,正值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学招生制度开始了改革,废除了考试制度,直接从工人、农民、解放军当中推荐上大学.

那时,晋东南地区在原晋东南师专与原晋东南医专的基础上,成立了在山西甚至在全国都是最早的太行五七大学.在那个“活学活用”的年代,因我几次作为公社学生代表,出席过高平县教育系统学习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当地农村小有名气,“根正苗红”,队干部和公社领导便决定推荐我上大学.这样,我在初中刚毕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就又接到了太行五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未去读高中就直接被推荐上了五七大学.

我们只是被简单地测试了一下,便填写了入学登记表.

1970年3月,我到五七大学文理科报了到.新成立的太行五七大学分为工科、农科、医科和文理科四个科,总共招生了工农兵学员500名.

校长李遇春是从屯留县委书记岗位上调任的.

我们文理科是晋东南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废除高考后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高平县推荐的有10人,学校根据我们本人的志愿,分别把我们分在了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四个专业班.

我们政治专业班的43名学员分别来自晋东南地区17个县市,年龄小的17岁,大的近30岁,基础不一,素质不等,有高中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大体各占一半.政治面貌都较好,多数是基层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和优秀人才,还有的是员和基层干部.其中有许多北京、广州、太原、长治等城市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

我们入学后,上级指示说：“你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名曰“上、管、改”,就是一边上课,一边搞“斗、批、改”.

那时的老师是很没有社会地位的,被称为“臭老九”.教语文课的是梁老师,大家感到他讲课文邹邹的,就说他不尊重工农兵学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们一起哄,就把他轰下了讲台,而后改由另一个老师带课.梁老师“文化大革命”后在晋东南师专担任教授,我1983年在部队长治训练基地政治处担任政治教员去请他讲课时,他还说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解释说：“您讲课讲得还是很好的,很有学问,只是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学校搞斗批改,是学生们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您是搞师道尊严,请您原谅.”

当时上课没有现成的教材,老师备好课后让学生刻成蜡版,再油印成册发给大家看.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和生活,确实是不正规、不规范,老师没有尊严,没有大学风范；只讲政治,不讲业务；只讲“红”,不讲“专”；只讲革命,不讲生产,学习到的专业知识确实是少.

政治活动和教育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极大地影响了文化课的学习.

当时讲开门办学,实际上突出的是“阶级斗争”,忽视科学文化课；强调实践,忽视理论；强调群众作用,否定教师作用.

在校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还到社会上进行了实践学习.到平顺县西沟大队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那里学习,到晋城县的先进典型水东公社后掌凹大队学习,到长治县先进典型南呈大队学习,到那里进行了野营拉练.毕业前还到潞城县的几所学校进行了实习.1973年7月,我们毕业离开了学校,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以后,由于形势要求,太行五七大学停办了.

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我们这批工农兵大学生也是受害者.如果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中的大部分学生,也会按照学校教育的考试程序,通过高考考上某一所大学的,但这只是检测设.直到1976年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我们这批工农兵大学生无形中就遭到了否定.于是,为了正视这段学历,我们中许多同学多次到省里找有关部门落实,最后省教育厅发文,又由晋东南师专怎么发表了大学专业合格证书,规定毕业后仍从事所学专业的,在使用和评定技术职称时视为大专文凭.在这同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不甘现状,又采取多种办法重新“回炉”,考取了新的大学文凭,许多人成为本单位的骨干力量,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毕竟发生过,也无可改变.今天把它写出来,但愿能对后人有所启迪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