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大学教育思想探析

摘 要: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创办人之一,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参与创办了辅仁大学,短暂执掌过北京大学.结合马相伯的心路历程,可观其对中国大学教育独特的设想和追求：为了实践教育救国之宏愿,马相伯年过六旬,不惜毁家兴学,先后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在人才培养上,以融合中西、贯通文理为理念,设计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大学课程体系；在学校管理上,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旨归,培养师生的意识和自治能力,强调大学之大,在道德高尚和学问高深；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为了避免当时政治和宗教的干扰,主张教育独立,并要求学生摒弃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以获取真才实学为重.马相伯的大学教育思想既与西方大学精神的传统相契合,又有着强烈的国家富强和民族自立意识,今天仍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近现代；马相伯；私立大学；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80-06

收稿日期：2012-1-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近现代私立大学校长群体研究”（10YJC880059）.

作者简介：蒋纯焦（1970-）,男,湖南衡阳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马相伯,名良,以字行,1840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今镇江）马家村,1939年于越南谅山去世.马相伯的百年生命历程,恰巧见证了中国近现代艰辛曲折的百年历史,他的人生似乎注定要与那个躁动与变革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在1911年目睹了清帝国终于被革命,等并且从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起,又在共和体制下,先后见过六个总统,四任主席,以及在军阀混战中的一堆执政、大元帅、总司令、委员长等.”[1] (P1-2)马相伯大半生热衷于政治活动,做过晚清官员的幕僚、外交官,孙中山临时政府的雇员,袁世凯政府的高级顾问,政府的委员.朱维铮称之为“百岁政治家”.但政治并非马相伯人生的唯一主题,在亲身经历和深刻反省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之后,马相伯在耳顺之年全身心致力于教育救国,从最初的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到辅仁大学,办大学、育英才成了他晚年的首要追求.马相伯毁家兴学,以拳拳爱国之心,构想并实践着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毁家兴学：实践教育救国之理念

马相伯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父马松岩、母沈氏皆虔诚之天主教徒,“大约在利玛窦到中国来以后,我们的祖先便成为教徒.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奉天主教的.”[2] (P1135)马相伯出生满月即受洗礼,教名若瑟（Joseph）.马相伯4岁开蒙,5岁入塾,读了6年古书,1851年从镇江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徐汇公学（又称依纳爵公学）,接受新式教育.他对各种自然科学,尤其数学特别喜欢,深得教习意籍传教士晁德莅欣赏.中学毕业后,马相伯进入耶稣会设在徐家汇的神学院修读,1870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使马相伯不仅系统学习了中国古代的典籍和历史,而且精通欧洲古典和近代的多种语言,谙熟西方神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为他日后的人生追求和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

1.教士生涯向参与政治的转折

作为天主教徒,马相伯具有虔诚的宗教精神和深厚的宗教感悟；作为中国人,马相伯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获神学博士学位后,马相伯即有志于教育,希望将宗教精神和怎么写作国家统一起来.“予立于泰西信仰社会,及各类学术社会,尽彼所长,转授国人.”[3](P109) 1871年,马相伯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因主张为中国培养新型实用人才而遭到外籍传教士反对,1875年被委以“专任研究天文”,后又被调往南京专门翻译数理书籍.马相伯与耶稣会之间的矛盾使他倍感无奈,萌生了积极入世之念,决定参与社会政治,为国家的自强求富贡献一己之力.时正值洋务运动中期,急需新型建设人才.1876年,马相伯放弃神职,退出耶稣会,步入晚清政治舞台,到山东布政使余紫恒帐下做幕僚.

既已入世,马相伯就“一心想做事业”,被余紫恒委任为潍县机械局总办,主要任务是制造军火.但晚清政府机构臃肿之重,办事程序之烦、效率之低,使他再度受挫,转而认识到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2.教育救国之缘起

1881年,马相伯出任驻中国使馆参赞,后又改为神户中国领事.此时正值明治维新,马相伯十分留意考察日本的政治变革,看到了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转型的一丝曙光.1882年,李鸿章派马相伯到朝鲜襄助新政,马相伯为朝鲜的政治改革热情所动,撰写《上朝鲜国王条陈》,提出九条主张：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才、恤奴婢、求富庶、慎疾疠、兴工艺、兴学校、正经界,内容包括法律、经济、教育、民生等多个方面,可谓施政大纲.

从朝鲜回国后,马相伯继续紧随李鸿章从事各种洋务活动,“从受命调查轮船招商局账目到赴美国进行商战筹资”[4](P28).1886年,马相伯赴美借款,功败垂成,便离美赴欧,对英法等列强进行考察,特意参观了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欧美之行使马相伯对西方大学教育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发现洋务运动所办新式学堂与之大相径庭,深刻意识到“人才为国家之本,教育为人才之本”,只有大量造就新型人才,国家救亡和民族图存才有希望.

1898年,中国爆发了从政治体制上向西方学习的维新变法运动,主将梁启超邀请马相伯主持建立一所译学馆,马相伯欣然同意,并要求将译学馆设在上海.此事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但马相伯就此与教育结缘,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艰难的兴学之旅.

3.毁家兴学,创办震旦学院

1895年,马相伯母亲去世,老人临终前对马相伯、马建忠退出教会一直不能释怀.为告慰老母,马相伯1897年重返教会.1900年,他决定创办一所与“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新式大学.考虑到年过六旬,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维持一所大学的长远发展,于是马相伯捐出田产、油坊,献给耶稣会,希望教会以此为基金创办一所中西合璧的理想大学.他在《兴学笔录》中说：“但先弟已故,而余年已过花甲,恐不能继,故请耶稣会士以襄其成.按其会规,如颁有基本金,必继续为之,此团体工作,所以永久也.为此,将余名下松青两邑田三千亩,捐为基本金.”[2](P37) 马相伯毁家兴学,立有字据云：“立献据人谨承先志,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等自献之后,永无反悔,且系先人所遗名下私产,故族中一切人等,毋得过问.”[2]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