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2016年第24期

人们总认为我是知识分子,有文化,能写点东西.实际上,我的学历不高.我于1936年1月出生,12岁参加工作,实际学历是小学肄业.并且由于战乱年代,没正经上几天课.父亲是铁路上的穷工人,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供我念书.但是,在革命队伍里,我努力工作,社会成了我没有围墙的“大学”.

启蒙大学

1948年11月我在集宁入伍,后调到丰镇,1953年初调离丰镇.在集宁、丰镇工作的四年间,应该说是启蒙教育阶段.

参加工作初始是3个月培训,之后选择单位.我考虑自己文化低,想在工作中学习文化,所以选择了文化系统.我和我的小学同学稽福英被分配到集宁县文教科下属的民众教育馆.

所谓的民众教育馆,也就是有几张普通木板加四条腿儿的长条桌子,每天来几张黄麻纸的《晋绥日报》,后来有几本小人书,又有了简易的乒乓球台子.我俩的任务就是看好书报和球台,并且不定期地出些黑板报.当时桥西新华街东口还有一间小房儿,是一个分馆.我俩忙于两馆之间.书报帮我长了知识,我还时而投个小稿,发表了很兴奋.

1949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新主义青年团,1950年初被选派去绥东地委办的公开建党试点培训班学习.2月份入党,时年14周岁.学习结业,调集宁县城关镇团委工作,任青工少儿干事.

1951年7月,我调丰镇县四区团委任区团委书记.在丰镇的一年多,除了做团委工作,还参加了县委书记、县长带队组建的工作组进行土地改革试点.第二年冬开展土改复查时,我是工作组的组长.这一切,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1953年3月,组织调我去固阳县团委,任团县委书记,初次步入领导岗位.走马上任,与学英在丰镇五区举行了结婚典礼.在固阳,我报名参加了业余文化补习班,每天早晨学习一个小时,有专职老师讲课,学了一年多.

“新闻学院”

这个“大学”与我相伴数十年,学习方式就是给报刊写稿子,当业余通讯员.解放初期,集宁桥东通往桥西的唯一通道,就是在南站水塔南侧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土路,道中横着一条火车南去的铁路,牛车、马车通过铁路时,时常发生牛马伤蹄的事,给贫民车主造成损失.为此,我给《晋绥日报》写了一篇稿子,建议治理.稿件登报后不久,南站整修了通道,牛马车可安全通过了.这篇小稿的发表,激发了我提笔写作的积极性.

1958年秋冬,盟委抽调一批干部下基层抓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全动,我从乌盟党校被派往土默特旗毕克齐镇抓全民大炼钢铁,任工作组组长.我给《内蒙古日报》《乌兰察布日报》投了不少稿子, 5篇发表在《内蒙古日报》.

1980年以来,我在乌盟教育局任副局长的几年中,通过学习和调研,写了一些教育招生工作的文章,发表在教育、社科等专刊上.

1984年后,我在乌盟审计处任副处长的几年中,在筹建审计机构和开展审计的实践中,有感而发,也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

“文秘学院”

我几十年从事党政工作,没有间断读书写作.1955年1月,固阳县委决定我由青年团固阳县委书记岗位调固阳县委秘书室任秘书.1970年,“”期间,内蒙古实行全面军事管制时,乌盟军管小组搞干部异地交流,分配我到察右中旗革委会办公室任副主任.

我从事党政工作的几十年中,全凭学、写、讲,我一直“就读于”“文秘大学”.我没有进修过汉语文,不懂语法修辞,但我上世纪50年代就写了《语法修辞》,我在干中学.敢讲、敢写、勤动手、勤动嘴,是我的优点.

我的经验,一个人只要有顽强的精神,肯下苦功,是能够成才的.不要怕路长,只要努力完成今天的一点一滴,就为“长征”的胜利积累了资本.

“马列学院”

1956年1月,固阳县委决定由县委秘书室调我到县委宣传部任部长、县委委员.开始接触意识形态的工作,用嘴头子、笔头子的事儿更多了.当时,县委书记、各部部长经常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宣传部长的报告就更多了,讲时事、讲政治、讲方针政策、讲形势任务.这个讲对我就是学,讲之前,要打腹稿,要列提纲,要消化上级的精神,自己先学懂.

1957年,乌兰察布盟盟委调我到乌兰察布盟干部学校任党总支副书记,兼组织教育科科长.既管干校组织工作,又管学员的理论、文化教育.1958年,乌兰察布盟机关东迁集宁,乌盟干校也随后迁来,干校改称盟党校.

我从调入干校到调离党校,从事理论教育、意识形态工作长达八年半.我全身心地搞理论教学,先任理论教员,后任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后又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党史党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都登台讲,因此都要学.干了八年多的理论教育,等于上了八年多马列学院.其间,我两次到内蒙古党校学习.每讲一课,要看书、查资料、做笔记、写讲稿.我自费购写了精装本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选集》及其他古典理论专著.平时我注意收集报刊资料,搞文摘和剪集.这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保留至今.

1965年,乌盟盟委调我到盟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前夕,盟委书记郝秀山指示宣传部编辑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学习用书,分普及本和内部本,以适应民族政策再教育的需要.这两种版本的书由我选材、编辑,成书下发.1970年,我调离盟委宣传部到中旗革委会办公室,后又调革委会政治部任副主任.工作还是政务,离不开说和写.

“领导科学学院”

几十年中,我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学一行.我一生从政,虽未飞黄腾达,但也不是碌碌无为.我文化极低,底子极薄,干了一生,学了一生.今天的一点成绩,全是在革命阵营里取得的.

早期良好的启蒙教育,以及多年的文秘和口语锻炼,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习与修养,为我从政奠定了基础.在领导岗位上,我注意学习领导科学,力求使自己成为成功的领导者.在领导艺术、领导方法、领导决策、领导素养、用人之道等方面,努力在实践中探索,以老领导为楷模,向专业论著求教.在领导作风与品德上,从严要求自己,心存百姓,为人民怎么写作.

“艺术学院”

摄影和音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更使我的离休生活无限美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驻集宁日军撤退,我爸爸在五马路日军营房捡到了一台小型相机,结构简单,约10公分大小的一个长方形盒子,有镜头和快门儿,用135胶卷.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就用这个机子照着玩,现在仍保存着父亲赶毛驴车和我在固阳县工作的照片.兴趣从此开始.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先后购写了国产120相机、日本产理光相机、傻瓜相机、小摄像机,还写了摄影摄像专著,订了摄影摄像杂志.现在,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爱好摄影,而是儿孙三代都爱好摄影.如今家存照片数千张,精选片也有两千张左右,部分照片已制成光碟.

音乐,是我的爱好,也是弟妹及子孙三代的爱好.我天生嗓子好,五音比较全,凡是喜爱的歌曲,听几次就会唱.内蒙古民族歌曲,特别是腾格尔的歌,我学了不少.早年是抄歌,现在是印歌片、写歌集、录音带、光碟,还从电视上录制.备有录音机、录放机、VCD、DVD、电脑等设备.

离休后,我又成了“老年大学”的学员,学音乐,学书法.参加了老年合唱团,时常登台表演.还担任老年艺术协会副会长.

总之,我的大学是革命大学、人民大学、社会大学,是穷孩子成才大学.我的一生,时时处处用“逼上梁山”鞭策自己.今天,我离休了,回顾经历的数十年,我好像终于登上了一座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