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复旦大学蒙难日亲历记

每年的5月27日,对于复旦大学来说,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日子.喜的是,这一天是复旦大学建校的光荣纪念日；悲的是,1940年的5月27日这一天,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惨遭日本飞机的野蛮轰炸,致使师生7人殒命,校舍房屋损毁,给学校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面对空袭习以为常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即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1938年到1943年的这5年间,日寇视重庆为首要重点投弹目标,对其实施了大后方城市中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野蛮轰炸.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实行空中施暴,如震惊中外的就有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及1941年的“六五”大隧道惨案等,致使数万人丧身.

那年那月,日机轰炸重庆,大都从武汉方向而来,先经北碚,再到市区.每次日机空袭,一般都以3架飞机为1小队,呈三角品字飞行(即：1架轰炸机由2架战斗机护航),少则3个小队,多则10多个,各小队间保持适当距离.当日机来时,我防空部门即在北碚嘉陵江边的高岩处(当年三峡布厂附近)挂出红球(按“预袭”、“紧急”和“解除”等情况而挂出不同的球数),同时发出强大的空袭警报汽笛声(亦按“预袭”、“紧急”和“解除”等情况而拉响长短、次数不同的汽笛声).有时还升红旗,那便是日机已从武汉汉口起飞的讯号.成群结队的日机由远而来,从“小蜜蜂”嗡嗡作响,到后来雷声大作,震得人心发抖.

当时我正就读于北培夏坝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1905年成立于上海,抗战爆发后西迁重庆)外国语言文学系.起初对于日机的轰炸,师生们仍然是向外疏散,或到就近的树林丛中隐蔽,或到较远的安全地方躲藏,都不敢留在宿舍和校区内,以防不测.但随着日机来得频繁,又多次过往而未见投弹,于是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便产生了侥幸麻痹心理,认为日机只是凌空路过,因而有时教务和学习忙或有其他原因,师生们就不再往外躲了.的确,以前北碚也从未遭轰炸,所以真还有人说：“听惯了也就没有什么,他驾他的飞机,我做我的事情.”

“527”的梦魇

1940年5月27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上午9时左右,北碚挂出“预袭”红球,并鸣放“预袭”警报,继而又加挂了“紧急”红球,鸣放“紧急”警报.上午11时左右天空出现黑压压的一大群日机.先计有27架,后一批接一批,与往日一样轰轰而来,快到北碚市区上空时,机群突然散开,全部排成一字形阵式.见此情景,人们意识到今日的异常,并预料将要投弹.果然,不到一分钟,即听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看见冲天的火光、飞沙走石的气雾浓烟,从北碚城区体育场(上午国民党十八军还在此开运动会)、复旦农场、夏坝校园及其毗邻的黄桷树镇(亦为校区)等处卷地而起.我当时的感觉是如响雷炸在头上,刺痛了耳朵.顿时,四面天空乌黑一片,房屋建筑惨遭日机破坏,随即传来我校孙寒冰教授创办的“文摘社”被炸的噩耗.

《文摘》月刊为孙寒冰教授于1937年创办,是我国首创的第一个文摘类刊物,曾大量摘登世界各国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文章,翻译了美国记者斯诺《西行漫记》中的《自传》.在国内出版一两期后,发行量达到2万册,后移香港、再迁重庆,为抗战初期影响较深、发行量较大的杂志,对传导世界信息、浓缩各类情况、成为抗战思想战线和阵地上的武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孙寒冰教授也由此实现了自己常说的“文人上不得前线杀敌,办一个刊物来向日寇作战”的初衷.

孙寒冰教授系我校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时年37岁,当时正在黄桷树镇王家花园“文摘社”与其助手汪兴楷先生审阅编排第71期稿件,两人均不幸遇难身亡.编辑贾开基被炸断了一只胳膊.同时遇难的还有复旦大学学生王茂泉、王炳文、陈钟燧、朱锡华、刘晚成5人.除此之外,朝阳至黄桷树镇及沿河一带,日机密集投弹100多枚,炸死无辜平民100多人,伤者120多人,毁砖房、木棚、草屋一大片.学校还有其它校舍、图书、仪器也被炸,损失惨重.由于一时难以恢复,校方只好作出并宣布了教学计划、时间安排全部推迟,以下学期不放寒检测来补足所缺课程的决定.

我与刘晚成同学最为熟悉.他是曾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刘航深之长子,是我在重庆求精中学低一年级的学弟,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就读经济系.那时我住黄桷树镇街上男生第一宿舍,刘晚成住在对面的男生第二宿舍.因为住地邻近,又是中学同学,故过从甚密,十分友好.他为人正直、朴实、诚恳、好学、活泼,我们经常一同参加体育运动.当防空部门发出日机空袭警报时,他正留在宿舍内修改当日孙寒冰教授要他交的稿件.刘晚成听到日机投弹爆炸声时,已来不及外逃,便急中生智躲入自己床下,但不幸被俯冲下来的日机用机扫射,身中7弹而亡.当我再看到他时,只见他的两个眼球凸出,似乎充满着永不消失的怒恨.其遗体后来由他家友人陈季文先生专程到校接运回故乡四川泸州安葬.

战火中的命运诡谲叵测.当日寇投弹时,我先也在学校教室,后来发觉情况不妙,便迅速奔向离夏坝新校区(复旦大学内迁到此后新修建简易的四栋平房作为教室和宿舍,形如长方形的四合院,分别以复旦大学的四词、八字校训命名为“博学斋”、“笃志斋”、“切问斋”、“近思斋”)不远处一个尚未筑好的小防空洞内,清楚地听见日机投弹的轰炸声和哒哒哒的机扫射声.有两枚炸弹投于小防空洞附近,一枚落于我所躲洞门外约10米处,幸未爆炸(后来挖出),使我逃过一死劫；另一枚则炸中“切问斋”支撑走廊的一根砖柱.值得一提的是,当日的前两天,我正巧依立于此柱前拍了一张小照,至今珍藏完好,已送重庆“复旦大学抗战时期校史陈列室”收存.

被炸后的惨景与精神

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天的黄昏,残阳如血.空气中散发着夹杂物体燃烧的焦臭,使人难以忍受,几欲窒息.望着连接夏坝新校区与黄桷树镇旧校舍之间的“登赢桥”,其东头那片树林枝头上悬挂着断腿残臂的凄.惨景象使人万分悲痛,不忍卒睹.镇上,时遇路上蒙有脸罩的人抬着用草席裹着的一具一具尸体来来往往,神色冷漠可怕,偶尔还能看见一些烧焦的、内脏爆出来的和断手断脚的躯体.由于许多房屋被炸,远眺嘉陵江边,一览无余的颓垣断壁、处处废墟,千疮百孔中透出空旷,似乎使得街道尤其宽敞,显露的遍地血迹让人更加寒栗.整个小镇浓烟滚滚,烈火燃烧,哭啼声、呼救声、叫唤声连成一片,真是惨不忍睹.

关于平民的受灾情况,据有关资料记载：北碚镇受灾居民20户,损失约77,234元；营业受灾户11家,损失约23,410元.黄桷镇受灾居民35户,损失约儿2,860元；营业受灾户4家,损失约44,900元.人口伤亡情况：北碚镇被炸死49人(男40人,女6人,儿童3人), 重伤者51人(男33人,女11人,儿童7人),轻伤者41人(男28人,女2人,儿童11人)；黄桷镇被炸死52人(男28人,女7人,儿童10人,不明者7人),重伤者17人(男8人,女6人,儿童3人),轻伤者17人(男10人,女5人,儿童2人).

那时,主要施救的有卢子英区长率领的区署职员与北碚防卫团人员,还有内迁到北碚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四川省第一流动空袭医疗队人员等.一些身壮力强的民众也自发参加了抢救,大家一起把伤员送到当地卫生所及医院治疗.傍晚,重庆防空司令部、防护总团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赈灾委员会及中国红十字总会均派代表赶到现场,观察实情,共同处理善后安抚工作.

入夜,战魇的狰狞带着笼罩着整个校园,使得20世纪40年代一个本该是鲜花盛开、生机盎然的5月,以如此残酷的凋蔽、死寂的黑暗铭刻在我风华正茂的青春里.

5月底,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举行了为孙寒冰教授等7位师生遇难的追悼大会,主持人为写作技巧校长吴南轩.他一进会场就泣不成声,悲痛不已.教师和同学们抱成一团,万分哀恸.当吴校长宣布追悼会开始,会场师生更是放声大哭,久久不止.这场面足以恸天地、泣鬼神,感人至深.即使在70年后的今天,每回忆及此,我还会泪噙眼眶.

不久,中国文化界著名人士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夏衍在《救亡日报》上发表《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胡愈之的文章讲：孙(寒冰)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为真理奋斗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写的一首祭诗云：“战时文摘报,大笔信如椽；磊落余肝胆,鼓吹动地天；成仁何所怨,遗留正无边,黄桷春风至,桃花正灿然.”

1941年3月16日,由于右任、叶楚伧等人发起的孙寒冰先生追悼会在检测夫子池新运怎么写作所礼堂召开,全国各界人士及《文摘》十余万读者同声哀悼.收到哀挽文件甚多,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哲人竟霄教泽长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题“立言不朽”等.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300余人到场,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代表等人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

后来,为了纪念孙寒冰教授,我校将修建的茶叶系建筑命名为“寒冰馆”,把“文摘社”改为“景寒书屋”.

1941年8月初,学校以校长李登辉、写作技巧校长吴南轩、副校长江一平的名义,铭刻了一块3米多高的《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纪念碑,立于夏坝后山孙寒冰教授墓前,其上书：“等呜呼惨遭寇弹,哀同国殇.全校师生,悲愤无极,将何以益自淬励我为文化工作之创造神乎抑何以益自坚强我为民族生存之战斗意志乎则吾辈后死者矣.礼葬既毕,幽屯以安,爰为伐石纪事,系之以铭,用诏万世,不忘寇仇,其辞曰：‘蠢彼倭奴,侵我上国.蹂若学府,文化之贼.死者七人,师生同厄.巴山以惊,巴水为咽.何寇之酷,而祸不测易利御寇,诗美薄伐.雪耻除囚,誓报先烈’！”记述了日寇轰炸我校的罪行、孙寒冰等师生遇难事件,并表示我们抗日到底的决心.

我度过了人生90余载春秋,历经、目睹了3万多个朝升夕沉的日光.无数往事消散,但1940年5月27日这一幕却永远成像映进我脑海的深处,定格在我心底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抹之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