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精神

摘 要：书院制度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被废常令人扼腕叹息.不少新儒家学者认为书院制度可以弥补西方大学制度诸多不足,为此将在21世纪中国大学制度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经过仔细比较与分析考察后发现,虽然书院制度出现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某些特质,但并未真正具备现代大学精神.因此,对于书院作用尚需采取更客观公正的立场,从而不至于走上矫枉过正的老路.

关 键 词 ：书院；中国古代；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06-05

收稿日期： 2012-11-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大学制度原理与中国大学模式探索”（11D880021）.

作者简介：王洪才（1966—）,男,河北永年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原理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

一、书院制度开创了中国学术新风尚

书院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因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中兴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它在许多方面契合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如尊崇学术自由,讲究自修和论辩的结合,尊重学术大师在学术中的主导地位等,从而一直为人津津乐道[1].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书院被废弃了,因而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胡适曾感叹：“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2]（P193）.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有志之士在寻求真理过程中都从书院制度中获得了灵感,如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就宣布要用书院的读书与研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学习,改变传统的灌输式的学习方法[3].这一做法颇得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赞赏,甚至有人认为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也是书院精神与西方大学制度的结合[4].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书院制度的成功,认为它在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格方面是成功的.因此,在香港很早就有一批学者一直把这种制度当作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平台[5],而且这一做法也大有扩大之势.这一做法近来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大陆办学者的青睐,因此在中国大陆部分高校开始建立书院,大有书院复兴之势[6].在此之际,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书院制度再做一个系统的评价,特别是与我们今天的现代大学制度联系起来进行评价,这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著名的中国教育研究专家露丝·海霍教授在对中国文化考察后对中国的书院制度情有独钟,认为中国大学建设必须基于中国文化,必须要建设中国大学模式,这样才可能真正使中国大学走上一流大学的地位.而且,中国大学模式建设必须借鉴中国历史成功的教育制度,她特别提到要借鉴书院制度,从书院制度中汲取智慧[7].尤其她认为中国大学复兴必须进行中西文化对话,这样才能真正超越西方大学模式特别是美国大学模式[8].这一观点不仅与新儒学大师观点相同[9],而且也与中国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他们认为“21世纪中国大学不应该是欧洲大学的凯旋”[10].

这一切都向我们提示,研究书院制度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代意义,能够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传播中华文明、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书院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趋同

书院制度究竟成功在什么地方?这是人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根据人们的研究总结,书院制度的成功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创举：

1.开创了自由讲学的学术风气.所谓自由讲学,指不再严格地遵循传统的学术道统,而是致力于一种学术创发[11]（P56-62）.而且在教学风格上不再遵循传统的“老师讲、弟子记”的一言堂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而是开始采用辩论、自学研讨等灵活的方式进行教学.可以说,这个学术风气直到南宋时才开始[12]（P116-122）,但这个方法并非普遍采用,而是仅适合于大师之间的讲学[13].著名的“鹅湖会”就是这一方式的典型案例.

2.开创了游学之风.当时学子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师承门户之见,开始到处寻访名师,不远万里跟随名师学习[12]（P18-22）.这种游学之风的盛行,也开创了学问与实际的结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始成为一种学问的风尚.

3.开创了书院自治的风气.早期的书院大多设在深山老林,主要为个人读书之所,也是为了方便个人静修.这主要是吸收了佛教寺院禅林的做法[12]（P10-13）,所以也带有一些出世的味道.在这一点上也隐含了与世无争、从学问中自得其乐的学问独立精神,与传统的科举取士的功利学问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4]（P219）.

当然,这种学问独立精神并没有成为传统保持下来,仅仅是在战乱时期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已[14]（P205）.后期书院建设大多获得了富户的捐助,书院有自己的学田,从而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这对于独立学问精神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当书院制度兴盛之后,学田开始由拨给,这样书院又重新回到了依附的状态.事实上,书院一直没有在精神上获得过独立,自治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当社会进入安定时期,书院仍然变成一种利禄追求的场所[15].事实上,书院也没有真正坚持一种学问独立精神,相反,他们一直希望得到的承认,甚至以得到的承认作为荣耀,只是在政治灰暗的时期才表现出一种独立倾向,甚至作为反对黑暗的阵地[11]（P62-63）.但这种激进的政治倾向也为书院长期发展埋下了祸根.

4.自学研修风气的开创.胡适曾把它称为真正的书院精神[2]（P193）.读书自学这是学习的一般方法,适合于个体学习,任何要获得学问上成就者莫不需要自己用功.而把读书与研讨结合起来并作为一种学习则是一种创举,因为这是一种集体学习的方法,不同于个体之间的交流.这种学习方法有助于达成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寻求普遍知识的路径. 遗憾的是,中国书院在这方面仅仅是个开端,而没有真正成为学术风气和学术传统,在具体实践中仍然是以权威为中心进行学习探讨.因为这种自学研讨是在大师带领下进行的,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辩论式教学.尽管在明朝时书院中开始流行“讲会”制度,但这种方式仅仅限于大师之间,而不是在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方式.中国人不爱理性辩论,这是十分值得思考的事情,似乎辩论有失谦谦君子的形象,似乎与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教条不一致,因为孔子比较反对辩论,他认为“巧言令色鲜亦仁”[16].

5.书院开始对一些超越的问题进行探讨.这种探究风格超出了传统儒家的学问传统.传统儒家学问并不追究根本性的存在问题,主要是一种行为修养的学问.南宋书院兴起后开始探讨一种纯学问,即关于本体的学问,这就是著名的“理气之辩”和“理欲之辩”[14]（P240-242）.许多著名论断的出现也是在这个论辩过程中产生的,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一辩论的成果.经过这些辩论,开始出现了一些朴素的哲学范畴,从而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这一新的探求是新儒学的标志,在历史上称为宋明理学.

以上五点表明,书院制度中确实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大学的基本品质.我们知道,洪堡所创立的柏林大学所提倡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内核就是“研究自由,教学研究相统一,教授治校”[17].在书院里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学,这就是新开创的新儒学或称宋明理学,这种学问创新是研究自由精神的体现.在书院里,教学与研究是一体的,那些经学大师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生,学生可以比较自由地向大师问难.在书院里,经学大师都是书院的山长,主持书院工作,具有教授治校风格.

三、书院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区别

尽管一些国粹派学者对书院制度推崇倍至,但我们不得不说,书院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书院制度虽然开创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但没有成为一种常规的教学制度,尤其是没有发展成为一种集体讲学的制度.因为书院是由某个大师主持,而非由一群学者聚集讲学,这大概是书院无法发展产生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原因.因为在这里所尊崇的是某个大师的个人学识,而不是一种普遍知识.虽然后期发展出了“讲会”制度[14]（P241-242）,但它是作为特例的教学方式出现的,而不是作为常规的教学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学术研讨活动,如同今天的学会活动一样.可以说,书院开展的自由讲学仅仅属于学者交流的范畴,很难称为一种教学制度或教学风格.在师生之间很少进行这种平等的教学辩论,仍然是以传承为主,而非开展自由探讨,这大概与中国的师道尊严学术传统有关.

2.书院的学问风格仍然是以道德人格养成为最高追求,而不是以学问本身追求作为根本取向.尽管在理学兴起后,在学问探讨方面开始涉及一些“形而上”问题,这是一种学问上根本的东西,但这种追求并非学术探讨的目的.换言之,关于一些超越问题的探求目的在于解释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而非出于学术建设的需要.正因为这样,关于这些超越的问题探讨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当能够解释现实的问题之后就停止了.可以说,“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国学问的风格或传统,对纯粹知识的探求是中国学问所缺乏的精神.

3.书院发展中出现了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一批学术大师,但没有在学术上产生一位综合家.中国学术史上一直缺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综合家,能够打破各家的藩篱,能够使知识成为体系,从而中国的学术一直没有脱离传统的经史子集范畴.似乎,中国的学术一直受到门户见解的束缚,无法去追求一种超越的知识.可能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建立统一的学问方法,如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形式逻辑.中国墨家学派所创的“三表法”在地位上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印度的“因明学”齐名[18],遗憾的是这种逻辑方法没有传承下来.而且,正是因为墨家重视逻辑,从而也注重辩论.这种学问方法没有被其他学派吸收,甚至成为排斥的对象.当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哲学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或者没有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关于世界的范畴概念,这也阻碍了中国学术向深度发展.这个工作也没有因为书院制度的兴起而得以修补.而中国的数学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这对于建立严密的精确的科学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4.书院没有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学问方法.书院中的自由讲学氛围和学者游学风气,确实对学术繁荣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不同学派的产生起到促进作用[14]（P205-228）.不同学派开始有了自己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产生了自己的学问的法门,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规制,但总体上没有超出个体直觉思考研究的范畴,没有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学问方法.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虽然强调了观察的重要,但这种观察仍然是个体观察,没有超出个体经验的水平[19],这仍然是传统学问的思路.而王阳明强调反思方法“心即理”更是直觉方法的表现.可以说,这些都是一种主观主义方法.换言之,在学问思路上,书院并没有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理性的思考方法.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书院制度的兴起并没有使中国学术真正迈向现代化.

四、书院制度更倾向于古典大学模式

如果把书院与中世纪大学所流传下来的牛津与剑桥大学模式相比,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性.它们表现在：

1.学问本身不是目的,培养人格和风度是学问的目的.英国古典大学追求的就是一种绅士风度,也强调博学,而书院所培养的人的目标不是有多大学问,而是在于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中国的学问路径也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成为中国学问的传统.这都属于个体修养的学术范畴,不属于探求公共知识的学术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学问思路比较符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上.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路线,所贯彻的是一种以道德为中心的学问路径,而与以求知为目的的学术路径是不同的,后一种路径能够直接达到现代大学建设的目的. 2.教学活动特别重视师德风范.在英国古典大学学院制模式下,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师生之间通过密切的接触来传授学问,这些往往是通过小范围的座谈实现的.其教学方式比较自由,非正式化是英国古典大学教学的重要特色[20].而在书院中也实行师生之间的亲密接触,不过这种接触主要在不同弟子之间,而非大师与所有弟子之间.这样的教学具有层次性,但同样也具有等级的色彩.相对而言,英国古典大学的师生之间受学徒制的影响,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

3.书院与学院都采用讲授与辅导相结合的办法.一般而言,在书院教学中,讲授是由大师来进行的,但这是少量的,个别辅导常常是在不同层次的弟子之间进行的.相反,在英国古典大学,大课讲授往往是由讲师进行的,而小规模的个别辅导课则是由大师来进行的[21].相对而言,中国书院的灌输色彩比较浓厚一些,因为之所以采用大师讲授,即认为大师才是正确的.不同弟子之间进行辅导是他们按照自己对大师的理解进行启发.而英国大学的讲授由讲师承担,是进行一般性传授,如果想深入理解,则需要与大师进行个别交流.这意味着,古典大学模式秉承西方理性主义思维传统,仍然注重自由思考.而中国书院仍然秉承师道尊严传统,把最权威的意见灌输下来,靠学生共同领悟,如果学生仍然有困惑则进行个别辅导.

4.书院与学院一样都特别注重师生一起生活的精神陶冶作用.它们都比较重视习染的作用,用大师的人格品行的榜样来教育学生.不过,在中国书院注重的是内在修养,而在英国古典大学学院,注重的是仪态风度的训练,似乎对个体的内在修养气质不要干预,重在形成一种独特的个性品格.这个区别也能够体现中西学问风格的差异.

五、书院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差异根源

书院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学问方式上：

1.现代大学追求科学方法,书院仍然是以经典阐释为中心.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相比,最显著的差别是学问方法变化,它开始采用实验法来探究事物,不再采用个体心悟的方法来学习.这也就是人们所称实证方法对思辨方法的取代.当然,现代大学所追求的是自然科学知识,而书院所追求的仍然是一种人文知识.从本质上说,现代大学追求的是一种共同的知识,而书院所强调的仍然是个体知识,也即是一种非普遍性知识.

2.现代大学追求集体研讨方法,个别教学辅导方法不再成为主流.自从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之后,“习明纳尔”作为一种正规的教学方法被提了出来,这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怎么写作于记忆的辩论式的学习方法.尽管论辩方法有助于培养个体思维能力,但不得不说它对于获得新知识的作用却是有限的.不过,论辩的方法在验证知识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巨大和不可代替的,特别是它在时间上是非常节省的.个别教学不是一种相互启发为目的的教学方法,而是以个体的理解、接受和掌握为目的.

3.现代大学追求独立知识,建立知识自身的判断系统,书院仍然是以承认、参加科举作为检验学问的方法[22].这是考验知识是否具有独立性或书院能否实现真正自治以及学术自由的根本标准.因为书院仍然是以经典学习为中心,依靠个体的领悟,所依赖的是个体经验和直觉,所以很难变成理性的、共通的方法.这样的话就很难使知识摆脱神秘的神色,从而也就很难变成一种客观知识,最终只能依靠外部承认作为学问价值的判断标准.以儒家经典阐释为目的的理学在学问方向上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倾向,这也注定了它很难产生一种独立的知识系统.

4.现代大学以探求新知为目标,书院是以个体修养为目标,知识是以个体理解为目标,不强调追求外在的共识性知识.当德国洪堡柏林大学建立之后,大学开始以科研为中心,从而开始从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而书院制度不可能适应这个发展要求,如此,也注定了它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淘汰的命运.

5.现代大学以知识分化为基础,书院的学问探求没有出现知识分化的倾向,从而也没有走向专业化.书院所传授的知识集中在儒家经典学习上,没有分化出许多实用的学科,也没有发展出高深的理论学科,这样它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从而既无法阻止封建统治走向衰落,也无法帮助统治者抵御外族的入侵,进而也就成了空疏无用的代名词.因而,书院制度没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了.这确是一个不得不记取的教训.

六、几点结论

当我们回忆书院制度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记住她的历史意义,而且切不可忘记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教训.书院制度与现代大学精神对比起来,最大的缺憾就在于它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学问精神,从而使学术一直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这一结局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风格有关[12]（P38-82）.传统中国文化风格是实用主义的,对超越的精神追求不感兴趣,从而并不深究事物发展的逻辑,进而难以建立起使知识自明的价值,于是只能依靠外部的承认来取得自己的价值.这样就把学术的价值依附于政治势力的认可上.这种学问风格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科学,当然也没有给民众带来科学精神,这正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得出来的结论.正如许多儒学大师所讲,中国文化中不缺乏人文精神,但缺乏科学精神[9].这种科学精神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人文中具有反科学精神因素造成的.因此,我们在重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价值的时候,切不可忘记其中的反科学精神的因素.这样,我们在发现书院价值的时候就不会走向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