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与“鸡犬不留”的南京大学

点赞:5451 浏览:17728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百年潮》1999年第5期刊载了罗久芳女士写的《罗家伦与五四运动》一文,如实地记述了中国近代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与功绩,读后令人感慨万千.确实,罗家伦是中国近代一位值得纪念的文化名人,尤其是他的爱国思想更值得颂扬.罗家伦一生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其中以在抗战前后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最长、建树最多.至今,南京许多曾在大学任教与工作过的老人仍流传着一些罗家伦在抗战前后爱国护校的动人事迹.他在南京沦陷前成功地组织大学内迁,做到“鸡犬不留”,就是其中一例.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疯狂地烧杀抢掠中,给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灾难.其中他们焚烧劫掠著名的南开大学造成“鸡犬不留”的惨剧,使全中国人民悲愤难抑.南开大学是中国近代创办较早的一所私立大学,也是有光荣传统的名牌大学.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广大师生在校长张伯苓先生的领导下,一直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开展多种救亡活动,影响很大.因此日寇对此校恨之入骨.1937年7月28日凌晨,侵华日军在天津挑起战争后,就向此校发起疯狂的进攻:从7月28日到29日晨,从海光寺日军兵营,用密集的炮火向南开大学校园轰击,彻夜未停;第二天,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校园,投掷下大批炸弹;之后,日军军车又开进学校,把几座未炸平的楼房泼油纵火焚烧.结果,南开大学著名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艺琴楼学生宿舍以及大部分教学楼与平房,均被夷为平地;该校的中学部也被毁为一片废墟;甚至南开校园中一口重一万八千斤的大钟,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一件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铸成杀人武器.南开师生艰苦创业40年的美丽校园被日寇烧杀劫掠得一无所有,被称之为“鸡犬不留”.

但是,侵略者的凶暴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进一步高涨.当南开校园被毁时,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正在南京参加一次会议.他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庄严地说:“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在广大中国人民捐钱捐物的支持下,南开很快在昆明与重庆复校.大学部在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组成了西南联大,中学部在重庆恢复成立了南开中学.

日寇毁灭南开的暴行传到南京大学,也激起了这所著名高等学府广大师生的强烈义愤.当时该校设在南京城中心成贤街、四牌楼一带(今东南大学所在地),该校农学院、医学院等设在南京城北的丁家桥一带,规模大,师生多,图书设备比较齐全.校长罗家伦自1932年8月就任,数年以来,对学校建设颇有建树.在这同时,他默察时局,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与迫切,并认为中日必战,战则南京必将不保,这是因日本狂妄的侵略扩张野心与中国国防力量的薄弱所决定的.因而中国各界,包括各大学,必须有所准备,有备无患.他从1936年开始,就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均不知此物作何用.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南开被毁的消息传来后,罗校长的备战意识更浓.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战火日益向南京逼近,罗家伦校长立即布置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将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全数装入早就造好的大木箱内,送上民生公司的轮船,顺长江水路撤往重庆.接着,他又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员工携带物件,分批从南京往重庆转移,在重庆沙坪坝迅速复校上课.据有关史料显示,大学是当时全国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罗家伦校长是大学最后一批撤离南京的人员之一.1937年12月初,日军已从东、南、西三面逼近南京.罗家伦在撤离南京前,最后一次到四牌楼中大校本部与丁家桥农学院(今南京铁道医学院所在地)等处作巡视检查.他见全校人员与财物都已撤之一空,十分欣慰.只有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猪、马、牛、羊等无法搬运,罗就宣布由牧场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中,均可,只要不落入日寇手中就行.但是,中大牧场的职工们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人人都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与报国之志.他们说,这些良种禽畜,是学校师生多年耗尽心血培育出来的,是学校的宝贝,是国家的财富,是师生们在今后教学科研中必不可少的试验动物,也是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绝不能丢失.他们由年长的工人王酉亭老师傅带头,向罗家伦校长表示,一定要将学校的这些宝贵禽畜全部从南京内迁到重庆去,送到已在重庆复校的师生手中,绝不流失丢弃,更不留下资敌,让日寇糟蹋.于是,他们昼夜加班加点,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赶制出了许多只木笼.然后,他们将鸡、鸭、猪等装进木笼内,再将木笼架到马、牛、羊身上,人牵,手扶,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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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江南地区已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到处战火纷飞,日军已从东、南、西三面迫近南京城郊,只有长江以北尚无敌踪.于是,王酉亭老师傅率领数十名中大职工,赶着马、牛、羊,驮着鸡、鸭、猪,从南京过长江,徒步循江浦、全椒、合肥一线,向皖中山区进发,然后取道皖西、豫南、豫西、鄂西、川东,爬山涉水,餐风宿露,还要与日机周旋,与饥寒、风雪斗争,历时达两年之久,经历千山万水与千难万险,终于在1939年11月到达重庆沙坪坝,回到已经复校两年的大学的怀抱中.那天,中大师生闻之欣喜若狂,一齐涌到校门口夹道欢迎那些历尽风霜险难的职工师傅与鸡、鸭、猪、马、牛、羊.校长罗家伦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据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说:“我真像异地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不禁激起了我国难家仇的怒火,我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南京大学的内迁彻底干净,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敌人.当时社会上传言,称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鸡犬不留”.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就说:“抗战开始时,南开大学与大学都是‘鸡犬不留’.”这两个“鸡犬不留”,一个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暴与罪恶,另一个则显示了中国人民爱国抗敌精神的崇高与神圣,无疑,这里面也包含着罗家伦校长的爱国热情与许多心血.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