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最优秀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中依然可见西南联合大学的旧迹.穿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道旁立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李公朴先生之墓相依为伴.树荫处,是冯友兰撰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中有句：“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沈从文帮他改文章

从20岁进入西南联大之后,方龄贵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1938年,方龄贵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时岳阳失守,长沙危急,等不及发榜,他和另外5位同学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途经沅陵,从报纸上看到录取名单,知道录取在西南联大,到重庆后,在相熟的老师和乡亲帮助下,凑足路费,到昆明上学.

初到西南联大,方龄贵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李是生物系的系主任,他儿子也在生物系,有一次,他儿子参加年度考试,成绩不及格,也要补考.当时生活很困难,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日本飞机一来,师生就从后门跑到山上,但是都还带着书,有时候课没有上完,教授就让同学集聚起来,在跑警报的地方上课.

方龄贵在中学时投稿给上海《申报》、香港《大公报》,拿稿费来支持生活.他的中学老师介绍一本书,是沈从文的《边城》,因此,他写文章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方龄贵去昆明时,路过沅陵,曾经去寻找《边城》里的女主人公翠翠.萧乾是《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编辑,方龄贵投稿《雪夜》一文,得了十块稿费,后来就认识萧乾,经常在《文艺》上发表文章.方龄贵到了联大以后,萧乾有一次到昆明来组稿,在著名的云南菜馆子东月楼请客.萧乾也请了沈从文,将方龄贵介绍给沈从文：“这就是那个想到边城找翠翠的人.”沈从文听了,哈哈大笑,对方龄贵说,可以经常到他家坐一坐.后来方龄贵的文章,先经沈从文过目修改,并由沈从文寄出去发表在《大公报》.

方龄贵的母亲是蒙古族人.沈从文不但为他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他阅读,其中有一本是国学基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他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从文借书给他时,要他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方龄贵读了此书,为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到早年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后来指引他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的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按照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他却选了四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部分讲的是东北史,便是方龄贵家乡的历史.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自己聘请.他请邵循正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方龄贵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他研究蒙元史的决心.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邵循正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的是《元遗山与耶律楚材》,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方龄贵做了笔录的准备,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等了半天,电还不来,邵循正就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依旧讲得有声有色,于是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临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方龄贵记得邵循正在讲演中引述了《黑鞑事略》徐霆疏所著录蒙古早期差发之重（差发,蒙元时指赋税徭役）,连教学行和乞儿行也要出银作差发,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胡丞相就是主治汉民的普上断事官失吉忽都忽,“捺杀因”蒙古语的意思是“很好”.讲演一结束,主持讲演会的罗常培站起来说：“感谢邵先生给我们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演,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听.我一向不会作诗,今天有诗人吴雨僧先生（吴宓字雨僧）在座,更不敢班门弄斧.我现在只想套用邵先生所引的《黑鞑事略》那四句诗略抒我的情怀.”罗常培套改的第四句是“笳吹弦诵捺杀因”.话音刚落,又爆发出震动屋瓦的掌声.

在毕业前,方龄贵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云南人,1943年认识,1945年结婚.方龄贵获硕士学位时,抗战胜利,联大结束,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方龄贵因家累滞留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成为蒙元史研究的名家.

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几年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方龄贵认为：“西南联大所以培养这么多人才,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像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联大的常委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很多老师像陈寅恪、向达、钱穆、姚从吾、邵循正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文法理工并重”

鲲西原名王勉,生于福建长乐的书香门第.祖父王又点为知名诗人,三个儿子都留过洋,王勉的父亲王沅留学法国,读数学,回国以后进入外交界；一个叔父留学英国,念工程,娶了英国太太；另一个叔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海军陆战队,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是同学.十几岁时,王勉来到上海,后入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937年抗战爆发,鲲西随清华大学一路南迁.1938年,鲲西结业,由蒙自到昆明,为了寻找工作在昆明小作逗留便转道去重庆,在农本局任职一年后回到昆明.此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鲲西一面工作,一面在西南联大居住听课,与众多师友相互砥砺.他认为：“战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情况下,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说到联大,人们总爱说它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而绝少提及其他学科的成就,这是不公平的.联大若有成绩,是文法理工并重,它可供后人借鉴的是它的优良的校风,它激励学生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