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史上最牛班级”的往事和今天

2012年10月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应志良又回国了,此次他特地来探亲.这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回国了.四个月前,他曾经回到复旦大学,参加母校78级数学系毕业30周年聚会.

高考恢复后,最初两批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后选择出国、读研或创业.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

1.

1977年8月,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国家恢复高考了.

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

最终,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其中25人来自上海.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就这样,应志良成了复旦大学78级数学系的一名新生.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听闻高考恢复,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当时在大型国有工厂当工人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岗位.“”开始时,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为了准备高考,他和同学只好向“”前的老高中生借,将资料抄下来复习.

填报志愿前,吴宗敏也不清楚自己想读什么专业.当时徐迟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很受追捧,他又向技校里一位复旦物理系毕业的老师咨询了一下,最后将前两个志愿分别填上了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数学、物理专业.上海无线电八厂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

2.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舍的,在他之前来的是潮.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潮曾回忆道,尽管1968年就参加工作,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当高考恢复,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当时,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他只想要学好数学,毕业后继续当教师.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级、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应届高中生,甚至有跳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可达15-20岁.但无论长幼,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大家都是热爱学习的.”吴宗敏说.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入学时,寝室10点半熄灯,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作为学生代表,潮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

对于吴宗敏和潮这批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孙芳烈有两个孩子,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孙把小孩全托,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在他的辅导下,吴宗敏所在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14人获得满分.

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使得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3.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吴在表上画了一个钩.

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出国前,吴的母亲哭了.“当时‘’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吴宗敏说,“当时觉得,留学就是去读书,毕业了就该回来.”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

4.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2012年毕业30周年的聚会上,潮携妻儿一同出席,77级同学还按照30年前毕业照时的位置,拍了聚会的合影.毕业时,潮站在了第二排最右边；30年后拍照,尽管摄影师请他站到中间,他也没有同意.吴宗敏还记得,入学时,他和潮分别选了寝室里靠窗的两个下铺,到了大二,潮主动提出与靠门口的上下铺同学换一下,由此李和吴成了上下铺,“潮睡上铺,他选了寝室里最不好的位置.”那时每次一起在外吃饭,吴宗敏总是会帮大家到窗口拿菜,潮则总是抢着写单.

在潮调任复旦团委副书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认为自己“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后来,潘皓波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在82届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后来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进入华尔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徐幼于最早发现警示次贷风险,在美国金融界出名；陈振华后来创办了Cybercon公司,为IBM、Apple等公司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5.

在老同学的协助下,潘皓波张罗起了毕业30年聚会.一轮又一轮的邀请发到了大多数同学手中,远在美国的范剑青也收到了这封邀请信.

出生于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范剑青,15岁时在恢复高考次年就考入复旦78级数学系,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在职攻读硕博.1985年前后,大陆学生出国留学渐成趋势,国外大学也逐步向中国开放了个人自由申请.范剑青在这个时候申请到了留学的机会.最终,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范剑青遇到了两位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导师.“对我影响特别大,”范剑青说,“有时我把我的演算结果拿给老师看,但老师说不用看,老师知道中国人做数学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喝咖啡,聊聊数学,教你怎么做有创意的研究,探讨什么是知识创新.”

博士毕业前夕,范剑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国担任教职的工作,留在了美国.如今范剑青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并获有被誉为“统计学届的诺贝尔奖”的“考普斯总统奖”.在他之后,他的同学孟晓犂也曾获得过这一奖项.

在复旦数学系完成本硕学习后,孟晓犂留学哈佛,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复旦学生.孟晓犂适应了美国生活,在他任哈佛统计系系主任期间,统计学系成为哈佛最具跨学科特点的系科之一.2012年,他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研究生院院长.

6.

在美国,那些曾经的同学逢年过节都要聚会.2009年,现任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的复旦数学系82级毕业生陆盈从美国西海岸飞抵普林斯顿大学,借着儿子即将到范剑青的实验室里实习的由头,他想与六位昔日同窗热闹一下.

昔日同窗如今各为人父母,范剑青的女儿Mary已经从普林斯顿毕业了.和很多美国学生一样,Mary也出去打过工.她的父亲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却还是和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对年轻人的课外生活不够理解：“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读书,你却把读书的时间拿来打工,算算时价多亏啊!”但实际上,范剑青自己也有些矛盾：“其实我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学校,挺遗憾的,年轻人应该出去看看.”

毕业30年之际,77级和78级四百余名同学先后回到复旦,此时曾经的同学已在各行各业立足.据不完全统计,在中组部、科技部等国家机构任职者约有十余人,创办或加入各类公司工作的有50余人,从事国内外科研教学工作的约有45人.范剑青虽参加了毕业30周年的聚会,却错过了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他也因此自嘲：“我已经不了解中国文化了,不知道开幕式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