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与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点赞:5159 浏览:1736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战争后,西学东渐蔚然成风,而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已成为学界近来关注的热点问题.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年),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国际学界及基督教界公认的著名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在华活动40余年,但很长时间,中国学者并没有认真地研究甚至了解过狄考文.


传播福音的使者

狄考文于1836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基督徒家庭,1854年受洗.185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杰斐逊大学,1862年毕业于神学院,成为牧师.1863年7月,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与妻子来中国传教,1864年1月到达登州(今山东蓬莱),开始其在华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

到达登州后,狄考文苦学汉语,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就能用汉语传教了.熟悉汉语后,他在乡村一边传教,一边调查山东的风土人情.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他靠骑驴或步行巡回传教,每次外出都花费三到四个月的时间,他通常是走向街头,或口头布道,或散发宗教小册子,以此传播基督教义,扩大教会影响.另外,狄考文还充分利用集市庙会等人群聚集的场合,开展各种布道活动.在1864年到1873年间,狄考文在山东大地上,骑驴或步行走了24000多公里,访问了190多个村庄和城镇.

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读书时,受当时席卷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的感召,他便确定自己要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到异教国度去撒播基督之爱.几经周折,他选定并最终达成了到中国的心愿,临行前,他向国内的同行们郑重宣告:“我已决定把一生献给中国;我期望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狄考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864年年初,狄考文到达登州,1904年随登州文会馆一起迁潍县,1908年9月28日于青岛福柏医院去世,在中国山东生活和传教了45个年头,死后葬在了烟台毓璜顶美国北长老会墓地,实现了他年轻时的诺言.狄考文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时间,恰恰也是中国社会经历痛苦蜕变的时期,他亲历了这一蜕变过程,也为这一蜕变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

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

1864年秋,狄考文在他所住的登州观音堂里招了6个“寒素不能读书”的儿童,办了一个“蒙塾”,不仅免其学费,而且学生的一切衣服、鞋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以及归家路费,都由狄考文包下来,其条件是必须住宿,坚持学完6年课程,才准其回家就业.他把这所慈善小学定名为蒙养学堂.狄考文聘请一位受洗入教的中国儒生教授经学,他亲自教常识、算术,他的妻子则教授地理、音乐.1873年,狄考文在原有“蒙塾”的基础上,扩大校舍,设置中学课程.1876年,借蒙养学堂首届毕业生毕业之际,学堂“取以文会友之意”,正式定名为“文会馆”,英文校名为“登州书院”(TengChow College).学堂由一般小学升格为书院,分备斋、正斋两个学部,其中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1884年,会馆又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开全国教会学校之先河,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登州文会馆在成为大学以后,所设课程除儒家经典及神学外,在西方科学方面,计有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课程.其中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学、三角和微积分,另外还有测量学和航行学.这些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除了自然科学,登州文会馆还开设一些社会科学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生在最后一年还要学习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称为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这三门课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1904年,登州文会馆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迁至潍县,合成为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迁往济南,与青州的神道学堂、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合并为著名的齐鲁大学(现山东大学西校区).而作为登州文会馆创始人的狄考文,也可以说是齐鲁大学主要缔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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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夫妇创办登州文会馆之初,就抱定宗旨是为中国培养人才,将来造福中国,因此狄考文为了防止学生学英语后经商谋利,早期并不开设英语课程.除很少的神学课程外,三分之一时间讲授四书五经和中国史鉴,其余大部分时间教授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说.自1884年正式改为大学后,至迁至潍县毕业于广文学堂文理学院的,共培养了数百名高级专门人才.1898年清政府维新改革,创办京师大学堂时,曾授权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选任教师,丁韪良选了8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数、理、化各科教习,1人担任汉文教习,足见文会馆的教育质量.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吸取教训,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推行全方位社会改革,废除科举、兴办现代教育即是其中重要内容.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创办的中国省级公立第一所现代大学――山东高等学堂,即是由1885年出任文会馆馆长的赫士(w.M.Hayes)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4人、早期毕业生教习9人、新毕业生8人、汉文教习2人,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仅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起来的.慈禧太后颁发诏令,命各省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及十六省.

狄考文为登州文会馆的开办经营费尽了心血,学校也为他赢得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誉.在办学过程中,他积极从事新式教材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有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他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减号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字直接运用于算式,这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狄考文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编写新式教材的人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张松溪、王以成、王锡恩、孙炳文、袁景奎等在文字出版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除数学领域外,狄考文还编译了《要理问答》《创世纪问答》《教会名目并会例》《神字解》《驳倪公传道政策》《赞神圣诗》等书;此外,还出版了《理化实验》《理化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等其他领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这些教材不仅在教会学校中使用,晚清西式学堂也将其作为教科书.

在狄考文的潜心经营下,登州文会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令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难以望其项背.更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登州文会馆培养出了一批当时中国社会急需的人才.他们的足迹所 至,影响遍及当时全国除贵州省外的其余省份,在京师大学堂、各地大多数新办学堂中,都有文会馆的学生在执教.从中国政府办大学的情况,以及各省中高等学堂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聘用教师的情况,都证明了登州文会馆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既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也是最好的大学,在19世纪的华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Ⅱ向.美国学者小海亚特(Irwin T.Hyatt)也认为登州文会馆“几乎无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称为中国的哈佛大学”.狄考文除了办教育率先为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才之外,还为本地商人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了煤球机、麻绳机、织麻袋机、打谷去壳机、磨麦粉机等.因之,说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毫不为过.

参与中国社会活动

狄考文身体强健,多才多艺,处事严谨果断,容不得在他看来不合规矩的事情,对所办学校的学生要求尤为严格,时人送其绰号“狄老虎”.狄考文在华传教之余,也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他十分重视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多次撰文呼吁加强在华各差会的教育工作.1877年5月10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来华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发表《新教差会与教育》一文,强调教育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推动作用,指出基督教学校不仅要传播西方科学和文明,还应进行体育和社会教育.同时经传教士在华大会倡议,在华新教各教派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文称“益智书会”),狄考文被推举为委员之一,并担任主席.狄考文除了主持该会工作外,也承担一些教科书编写工作.到1890年,该会大约出版了3万册教科书,被国内外史学界认为“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基督教学校教育事业的潮流”.1881年,狄考文在《万国公报》连续四期发表《振兴学校论》,痛陈中国的科考制度“利少而弊多”,“国家宜于各城各乡设立学馆,足容所有之男女孩童”.又发表《中国的教育》,指出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不能简单“采用西方的方式”,儒家经典仍应是“中国教育的基础”.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将原来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为中华教育会,狄考文当选为委员之一兼首任会长.每逢年会,他都参加而且继续参与编写教科书和提出如何在中国控制和垄断新式教育的阵地.狄考文还在此次大会上发表《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一文,用登州学校发展的实践,提出了“全面教育”“用中文教学”“在宗教影响下教学”的观点.

狄考文对教科书的编写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倡议策划联合出版当时基督教学校急需的新式教材,这些教材除了满足基督教学校自用外,还被清朝的官立学堂采用,大大丰富了当时学校新式教材的来源渠道.1897年,狄考文等西方传教士联名上奏《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建议在京师建立总学堂,兼采中西之学,此外还应分科设立专门学堂、大学堂,提出建立从蒙学堂到中学堂、大学堂到专门学堂的教育体制.在1898年的戊戌维新变法中,清政府创立了京师大学堂,与其建议不谋而合.

汉语学习一直是传教士在华传教的难关,狄考文积极从事于官话(白话)的推广工作,其于1892年编写的《官话类编》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首选工具书.此书为狄考文搜集长江以北各地方言而编写,收集的词汇及释义涵盖文学、自然科学、商业、历史、宗教等领域.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是通过自学狄考文的《官话类编》过了汉语言关的.同时,以狄考文为首的圣经翻译委员会花费20余年心血翻译的官话合译本《圣经》,是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版本,被誉为“模范的翻译”,被海内外认为是最规范的白话即现代语言译本,其语言成就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新文学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当前我国基督教会现行的中文《圣经》就是在对这一版本的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见该译本质量之高,而身为“和合本”修订委员会主席的狄考文自然居功至伟.

狄考文在华传教的突出成就,也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与奖赏.他在华45年中,仅3次回美国度检测,均受到美国政府与民众的拥戴追捧.在3次回国期间,1880年,汉诺威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伍斯特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同时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狄考文于1908年9月28日在青岛因病去世,其在山东工作的同行差会英国浸礼会评价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良好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杰出的学者.”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在悼词中说:“狄考文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他的名字会在中国传教士工作的历史上长久占有显著位置.”狄考文生于美国,客死中国,在华工作长达45年之久,真正实现了其来华前把生命托付给中国的诺言.在45年的传教实践中,狄考文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晚年他在一封信中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有辉煌的前途.很高兴我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美国学者小海亚特教授曾经断言:“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来说,美国北长老会的狄考文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原因是狄考文不仅是首批在中国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之一,而且是首批向中国人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学和汉语方面均有造诣的屈指可数的人物.

毋庸讳言,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也信守誓言忘我奋斗至生命的终点,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布上帝之爱,引导中华归主,带有浓郁的征服异教的宗教冲动.但同时,似也无需否认那时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关切民生和人类所有民族进步的属性,尽管这一属性是基于所谓基督救世和上帝之爱.事实上,就狄考文一生来看,与其说其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不如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