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教育官”到“教育家”

点赞:33642 浏览:15630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据《广州日报》报道,浙江大学53位校友会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新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及期望.同时,网上另有一份公开信,反对上级部门调任重庆大学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对此有媒体称,浙江大学校友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意愿,开启了非暴力抗命的历程.随即形成了部分校友、师生与社会热议的联合声明风波.虽然伴随着6月26日浙江大学新校长的任命,联合声明风波已经落下帷幕,但浙江大学校友以联合声明的形式“柔性对抗”却成为网络美谈,有教育界人士甚至称其是“教育史上浓重一笔”.有网友认为,海外校友为浙江大学校长人选进言绝不是“瞎操心”,大学师生和校友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也有舆论认为,这是社会对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学界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唤.对于此次联合声明风波能否引发“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高校“去行政化”与校长选拔模式改革,逐步实现大学校长由“专家型”向“怎么写作型”、由“教育官(职务)”向“教育家(职业)”的转变?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期待与探讨的问题.

一、浙江大学校友诉求:从提出诉求到参与选拔

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的核心诉求,其实与谁任浙江大学校长无关,而与校长素质和选拔方式密切相关.首先,浙江大学校友希望上级部门委派的新校长具备五项素质:诚实正直、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善于协调;学术成就,院士头衔;学校渊源,深入认识;国际视野,境外学习.有网友认为,对校长要有“院士头衔、学校渊源”的诉求上,浙江大学校友显得有失大气与胸怀.毕竟校长不是家长,无需强求与学校的渊源,而且校长正从“专家型”向“怎么写作型”转变,也不必过于强调学术成就.西方国家大学校长公选并不重视学校渊源与学术成就,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业背景就是五花八门的.浙江大学新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林建华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一直这样要求自己,校长是个为社会和师生怎么写作的岗位,不一定最有智慧,但一定应当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不是全才,但一定应当豁达乐观、知人善任;校长的使命是努力搭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尽其才,和谐共生”.显然,林建华把校长定位于“怎么写作型”岗位.虽说浙江大学校友对新校长有特殊诉求,而林建华对校长的定位是更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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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浙江大学校友以微博的形式公开发布联合声明,表明他们有参与自己母校校长选拔的强烈愿望,而目前在我国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的选拔机制中,校友参与母校校长选拔的渠道并不通畅.所以,才有众多媒体所称的“浙江大学校友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意愿,开启了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但近年高校行政化一直遭受社会诟病.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经说,“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舆论希望通过此次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风波,进而促进政府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就不是没有理由的非理性奢望.

二、大学校长素质变迁:从学者化到职业化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认为,自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校长先后出现过三种类型.其一,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以前的半个多世纪,这期间的大学校长多数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是以专事校长之职为己任的学者化职业校长.其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革命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陆续被委派到高校担任党委书记或校长.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任大学校长的基本上是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的“双肩挑”校长.凡是有院士的高校,校长非院士莫属.这些校长一面管理学校,一面又要做研究工作、指导数量众多的研究生.

刘道玉先生指出,总体而言,“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是这三类校长中的弱势校长.大学校长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不利于校长身份的确定与职责的明晰.基于此认识,近两年,先有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率先提出,在任内不申请新的科研课题,不招收新研究生的“两不”承诺;后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表示,在任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的“四不”承诺,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甚至在2013年6月,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方滨兴院士宣布,由于过度透支身体,已经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校长职务.这些校长的自觉转变,虽然力量微弱,但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预示着大学校长由学者的“双肩挑”时代将融入“职业化”潮流.对此有媒体认为,大学校长不一定是学术权威,校长的行政权力要怎么写作于学校之学术才是根本.由此看来,我国对大学校长的素质要求,悄然从学者化向职业化转变.

三、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从单一化到多样化

由于不同国家的大学所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不同,校长选拔制度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国家,也由于大学的传统与文化不同,其校长选拔制度也并不完全一致.就是说,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与国家、地方、大学之间分权有关.侧重政府控制大学的国家,政府对校长选拔的决策权较大;而侧重大学自治的国家,学校在校长选拔中的权力较大.

比较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有三类:其一,以选举与任命为特色的欧陆制.欧洲国家一般由教职工或教授选举大学校长,校长产生后则由政府加以任命.这一制度安排反映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要求.其二,以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自主遴选为特色的美国制.美国法律规定,所有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被认为是独立公司,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基本不干预大学内部事务.美国的大学校长一般由教授、学生、校友代表等组成的遴选委员会负责选拔,由学校董事会任命.其三,以荣誉职位为特色的英国制.英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荣誉职位,一般由一些皇室成员或者社会名流担任.英国大学的真正领导人是副校长,其选拔一般由理事会和评议会组成联合委员会筛选出候选人,然后由理事会加以任命. 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政府委任制.一般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经过推荐、民意测验、评议、考察预告等程序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党委会讨论决定并任命.这样的校长选拔制度,保证了党和政府对高校的领导权,保持了高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却强化了高校的行政化,难以完全体现民意.因而,浙江大学新校长遭遇联合声明风波,恰好提醒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要改革校长选拔的单一政府委任制,探索多样化的校长选拔方式,加快校长公开选拔的改革工作.

四、大学校长选拔趋势:从政府委任到公开选拔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大学的象征.采用什么样的选拔机制,选拔什么样的校长与使用何种方式选拔,都是关系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在2009年的全国“”上,政协委员邵鸿发言批评高校行政化,提议高校管理,实行选拔校长.有一些人会认为,上级委任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是教授甚至还是院士,这不是教授治校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是对教授治校的曲解,教授治校不是简单的教授当校长,关键在于教授要以的方式选拔校长并参与学校的管理.从西方国家的做法看,选举是校长选拔的实体行为,行政任命只是法定程序.尽管选举大学校长是国际趋势,但正如英国学者阿什比所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教条地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

我国在公开选拔校长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一是遴选的眼界要开阔,候选人不限于本校,可以从校外和国外挑选.二是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打破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的思想不拘一格选人才.三是赋予师生在校长选拔与任命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增加,尝试教授选举和行政任命相结合的方式.四是解决校长“双肩挑”的“官学一体化”的问题,在校长选拔上实施“官学分离”.五是贯彻《纲要》精神,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在部分高校试点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校长的基础上,逐步淘汰“双肩挑”校长,解决“官学一体化”的积弊,让更多“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较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的教育家脱颖而出.

五、大学校长角色定位:从“教育官”到“教育家”


早在2005年7月1日,《南方周末》曾发布过一个调查结果,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大学校长,是履行行政职务“教育官”,未必是以教育为职业的教育家.作为“教育官”的校长,校长只是他为官经历中的一个职务,而作为教育家的校长,校长却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份责任.

2010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555人进行的开放式调查显示,对“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人”,82.3%的人首选“教育家”.而对“现行体制还会出现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教育家吗”,49.8%的人认为“不会了”,33.8%的人表示“不好说”,81.3%的人痛感“官本位、商业化严重侵蚀大学灵魂”,73.0%的人赞成“改变目前的校长任命方式,建立公开遴选机制”,70.8%的人建议“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提倡高校自主办学”.

以官阶高低论尊卑的高校行政化,严重地挤压了学术自由空间.本该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出现了“官大学问大”的怪现象.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西方选拔大学校长、强调管理才能与新颖的教育理念的经验,坚持《纲要》提出的“教育家办学”原则,以教育家定位校长角色,积极扭转高校行政化趋势,让大学校长回归教育家本位.

责编:赵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