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中国梦”:为中国培育世界级的大学

核心提示：胡适对北大的钟情,其来有自.他的宏图大志是要为中国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

胡适对北大的钟情,其来有自.他的宏图大志是要为中国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在1917年留美归国任教北大,以及他在1946年9月出掌北大,都可以说是胡适为国、为己实现夙愿与抱负的梦寐以求的事业.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留学日记》里,就大声疾呼：“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这时的胡适,正处于他绝对不抵抗的和平主义的巅峰.他的梦想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所能与世界名校媲美的国立大学.他在2月20日的日记里说：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在中国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胡适终生的夙愿.从他1913年初写《非留学篇》,到他1947年9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的梦想仍未实现.《非留学篇》,顾名思义,就是批判中国留学政策的不当.胡适开宗明义：“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他说留学只是达成再造文明的手段而已,结果在中国是本末倒置：“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

留学只是“救急之图,而非久长之计”,“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胡适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做法,是要设立国立、省立、私立的大学与专科学院.然而,大学的设立,他强调与其多,不如精.以国立大学为例,他说：“大学之数,不必多也,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然后以余力增设大学于汉口、广州诸地.日本以数十年之力经营、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

事实上,胡适的梦想并不止于大学的教育.四年的大学教育只是学问的初基,用胡适的话来说：“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建设国之大学的目的既然是再造文明,他更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设置.这研究所,胡适在《非留学篇》里称之为“毕业院”,是直接从英文的graduateschool翻译过来的.他说：“各国于学问,其有所成就者,多由毕业院出者也.鄙意宜鼓励此种毕业院?美国大学毕业院有两种学位：一为硕士,至少需一年始可得之；一为博士,需三年始可得之.”

《非留学篇》里的根本观点,35年以后,他再度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里提出：“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他所谓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是“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他说：“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

留学时候,还不是北大成员的胡适,动辄以国之大耻来形容无国之大学的中国,甚至以死不能瞑目这样重的字眼来形容他的耻辱感.然而,到了北大才四年的光景,胡适的标准已经降到只要维持北大存在的地步.1921年6月3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为教育经费,在新华门被卫兵用柄攻击.教育界与北京政府相持不下.胡适在7月中南下,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做评鉴的工作.到8月初,双方仍然为经费而僵持着.胡适在8月8日的日记里,说明了他为什么主张勉力维持北大的想法：“我主张暂时容忍.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现在中国止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弃了真可惜.”

一年以后,在北大25周年校庆的纪念特刊里,胡适发表了他对北大的回顾与反省的一篇文章.他表扬了北大在制度组织上的稳固,特别是教授治校理念的落实；他也批评了北大在学术方面的贫瘠.胡适总结北大创校以来的成绩说：“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他以校庆所展出的出版品为例：“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稗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稗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

虽然用了“大耻辱”这样重的话,但他是不把自己包括在这大耻辱的行列里的.他在12月17日当天校庆的演说里,表扬了在他领导之下的整理国故的成绩,说它已经有了世界级贡献的萌芽：“依据中国学术界的环境和历史,我们不敢奢望这个时候在自然科学上有世界的贡献.但我个人以为至少在社会科学上应该有世界的贡献.诸位只要到那边历史展览部一看,便可知道中国社会材料的丰富.我们只是三四个月工作的结果,就有这许多成绩可以给社会看了.这两部展览,一边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一边是整理国故的小小的起头.看了这边使我们惭愧,看了那边使我们增加许多希望和勇气.”

又过了九年,1931年9月14日.当天,北大开学,胡适作了演说：

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因会上有人曾说我们要做到学术上的独立.我说,此事谈何容易?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陈垣]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日本京都]呢?还是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须承认我不“大”,方可有救.

更有意味的是胡适的眉注：“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从1917年开始到北大去任教,到1931年他再度回到北大,这15年间,他觉得自己一确实是略有所成的.那些成绩,特别是整理国故的成绩“使我们增加许多希望和勇气”.然而,胡适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说：“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只是,这“矮人国里出头”真正让他钻心刺骨的意义,还得等他去参加了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排名垫底以后,才能真正体会出来.○

（本刊编辑部摘自《舍我其谁：胡适》,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