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举行“泰戈尔其时代的亚洲观”学术会议

为迎接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哈佛大学于2009年11月6－7日召开了一场主题为“泰戈尔及其时代的亚洲观”的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由哈佛大学南亚计划(South Asia Initiative)举办,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等四位中国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出席会议的有哈佛大学南亚研究计划主任、著名印裔南亚历史学者苏哥多博斯(Sugata Bose),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名印裔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著名中印关系学者谭中教授以及其他来自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的多位学者、专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为会议致辞,指出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从泰戈尔那里汲取更多,这个时代,为我们重新理解泰戈尔的思想提供了新的机缘.

与会学者围绕“泰戈尔及其时代的亚洲观”这一主题提交了多篇论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泰戈尔的亚洲观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苏哥多博斯教授在其为会议主旨所撰写的文章中指出,泰戈尔的亚洲观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他对亚洲的认识跨越地区与国界,指向艺术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泰戈尔的曾侄孙、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哲学系副教授萨罗宁德罗纳特泰戈尔(Saranindranath Tagore)在其题为《历史、诠释、阿巴宁德罗纳特泰戈尔的绘画》(“History,Hermeneuties,and the Paintings 0f Abanindranath Tagore'’)的主题发言中提出,虽然阿巴宁德罗纳特泰戈尔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复兴主义者,但通过对其画作的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实际上紧密地继承着泰戈尔的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亚洲观,而正是他的绘画艺术中的这种世界主义,使他成为了印度画坛具有历史意义的现代派的奠基者.阿巴宁德罗纳特以阐释的方法在自己的作品中继承了泰戈尔的世界主义观点,泰戈尔的这种观点同时也促成奥宾德罗纳特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无国界的艺术品质.塔夫斯大学(TunsUniversity)哲学系副教授克里斯莫伽布罗(KrisManjapra)在其发言《从自治到联合：迦里达斯纳格与反殖民政策》(“Beyond Autonomy to Association：Kalidas Nag and Anti．Colonial Diplomacy'’)中指出,作为一名诗人,泰戈尔的政治观是文学的或日艺术的,他的政治理论强调的是联系与充满同情的观察对待,而不是领土、主权和律法.这篇发言同时也分析了印度近现代历史学家、梵文学者迦里达斯纳格(Kalidas Nag)的思想和学术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的巨大转变.提出正是在与泰戈尔的接触中并在泰戈尔亚洲观的影响下,纳格对亚洲的认识从注重单个国家的自治与独立转变为强调和重视亚洲的联合.这一主题同时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对于如何理解泰戈尔亚洲观,谭中教授特别指出,需要注意的是,泰戈尔对亚洲各国的态度并不是施舍性的给予(distribution),而是希望自己能为亚洲的发展与联合做出贡献(contribution).

二、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

泰戈尔对中国充满关心与热爱,他是近现代中印友谊的重要象征.谭中教授在其发言《在泰戈尔“一个窝巢”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Tagore's‘One-nest’World”)中认为.要理解泰戈尔就不能给泰戈尔太多的定义,而是要尝试真正弄懂泰戈尔的思想.他回顾了在近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众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泰戈尔、谭元山、苏曼殊等,指出泰戈尔希望带给中国和亚洲的不是同情,而是喜悦.谭中教授还提出,中印之间历史渊源深厚,因此应当在发展中努力实现精神的融合.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在其发言《中国对泰戈尔思想的反应之再思考》(“The Chinese Responses to Tagore's Ideas Re-examined”)中分析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中国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温和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和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其他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崇拜、批判和冷静客观的三种不同态度,认为应该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对亚洲主要的三个国家――日本、中国和印度所分别经历的军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非暴力革命这三条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的审视,指出泰戈尔观念中的革命与20世纪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革命是不同的,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校正当时的误解,更恰当地理解泰戈尔,从泰戈尔的亚洲观中获得启示．学会在和平共处、相互理解、友好合作中生活与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北京大学魏丽明副教授的发言《泰戈尔对中国的认知及其意义》(“Tagore's Understanding about China and its Meaning'’)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梳理了泰戈尔在认知领域对中国的异国想象、亲身感受和殷切展望的过程,认为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过滤接受,不仅体现了中印文化互动的独特魅力,而且是对不同文化间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等思维模式的一种解构.泰戈尔对中国的认知也折射出泰戈尔对印度自我形象的再认知.论文进而提出中印之间的历史交往充满着“朝圣精神”

(spirit of pilgrimage),这种注重奉献与牺牲的“朝圣精神”具有普遍人性的光辉,是泰戈尔所倡导的“亚洲意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对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曾琼在《世纪之交的多面中国文化：泰戈尔、徐志摩、国粹派》(“The Muhifaeeted Image of Chinese Cuhure 8t the Turning of Century：Tagore,Xu Zhi-mo．NationalCultural School”)中分析了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与论断,指出尽管泰戈尔看到了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的现状,但他所注重、所喜爱的却是以老子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与他的亚洲观是一致的.这篇发言分析了徐志摩在海外和在中国对中国文化自相矛盾的看法,同时阐释了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民族危机“国粹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认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多面形象实际上具有某种共同之处.这三者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有关,都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对于现在的中国乃至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各民族文化都仍具有借鉴意义.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研究人员沈丹森(Tansen Sen)与北京大学博士生张幸联合作了题为《20世纪初泰戈尔与中国对印度的认知》的发言,对1924年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访华的反应进行了分析.

中国学者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围绕泰戈尔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泰戈尔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这几个主题.中国学者与其它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

三、泰戈尔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艺术的关系

来自泰戈尔所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的学者尼兰迦‘班纳吉(Nilanjan Banerjee)发言中重点讨论了日本绘画艺术对泰戈尔以及印度现代画的影响.这篇发言谈及泰戈尔与日本近代著名画家、思想家冈仓天心的友谊,认为冈仓天心的亚洲观对泰戈尔的注重联合的亚洲观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发言还回顾了继冈仓天心之后在国际大学日本学院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影响的其他日本艺术家,同时细致地分析了以阿巴宁德罗纳特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现代画家在绘画技巧上所受到的日本绘画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