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看翻译标准的

摘 要：我国的翻译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自从我国的翻译活动开始以来,我国的翻译家们就开始发表对于翻译标准的见解.因此,人们不禁疑问对于讨论了两千多年的翻译标准,现在是否还需讨论这个话题.由于翻译标准对翻译活动的指导性,问题的答案当然是翻译标准仍需讨论.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其内容、侧重点、角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翻译的目的不同,所采用的翻译标准也可能会不同.

关 键 词 ：翻译史；翻译标准；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7-0000-02

 一、简述我国翻译史及翻译标准的发展

我国的翻译历史已有超过2000多年,经历了三次翻译.中国的翻译始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从那时起,翻译家们就开始发表对于翻译标准的见解,例如,支谦、道安、玄奘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当时的翻译往往全靠口述,一般采用直译法.译本被加以改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佛经翻译两大译家要数唐代的玄奘和不空.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翻译理论也有所发展,所译佛经更加忠实于原文.到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许多翻译家也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贯穿了中国整个翻译史.后来的翻译家们所提出的翻译标准都是围绕着“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所展开的.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是所要传达的意思大体相同.“信达雅”、“直译意译”和“形似神似理论”在概念上就有重合的部分.中国传统翻译史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

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

现当代的“信顺说”（鲁迅）,

翻译创作论（郭沫若）,

翻译美学论（林语堂）,

翻译艺术论（朱光潜）,

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茅盾）

“神似说”（傅雷）,

“化境说”（钱钟书）,

“整体（全局）论”（焦菊隐）.

此十大学说思想,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是中国传统翻译标准的纵向发展.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主要学说：

走出文本

译者个性论；

竞争说（许渊冲）；

“精品说”（叶军健）；

和谐说（郑海凌）；

多元互补说（辜正坤）.

二、翻译标准对翻译活动的指导性

翻译标准的理论发展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同的翻译家都相继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但对于采用哪种翻译标准,我国的翻译理论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甚至有人提出,再不需要翻译标准.

20世纪60～70年代,奈达的“等值理论”对中国翻译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功能对等”与中国所提出的“信”、“直译”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主张原、译文之间的对等.但是奈达,后来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等大多数成就卓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的着、或根本不用翻译理论.”20世纪末,他在一封信中再次重申他的观点：“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等各式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或根本用不着.”（王秉钦,2004：263）

这是奈达两次对其后期翻译理论研究的看法,从他早期的“等值翻译理论”到后来的“翻译理论无用论”.那么奈达传达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翻译理论的支撑和考虑翻译标准了,只要凭借译者的创造力随意发挥呢.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并不赞成.显然,关于翻译标准,不同的翻译标准会使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因此会产生不同的译文.因此,翻译标准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奈达同时提到了口译和笔译,口译和笔译虽然都是翻译,但性质完全不同.口译由于时间地点的限制性,口译者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会用到翻译理论.但是,笔者认为一个出色的口译者,在他进行口翻译的过程中,在他潜意识下一定会诉诸于某种翻译标准和理论.例如,在的一次发言中,口译员就将的“不折腾”直接译成“buzheteng”.在翻译过程中,的口译员一定会用到一种翻译标准.但是,这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和文化及翻译者个人特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样,一个出色的笔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势必要深思熟虑,究竟要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什么模式的译文.每个翻译者心中都会有一杆秤,要衡量究竟哪种翻译标准对其译文适用.“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条法则,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是毋庸质疑的,但这绝不是意味着译者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的想如何翻译就如何翻译.对于翻译活动,一定要清楚译者是进行业余的还是专业的翻译工作.若是业余的笔译者,其进行翻译活动可以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也可以是自娱自乐,因此并不在乎别人是否接受或喜欢他的译文.但若是专业的笔译者,其要考虑到读者.同时,时代背景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专业的笔译者一定要有翻译理论的支撑,并且要掌握不同的翻译标准.显然,笔者并不赞成“翻译理论无用论”.

三、探讨翻译标准的必要性以及翻译标准的发展性

（一）、探讨翻译标准的必要性

对于翻译标准,来自国内外的翻译家已经讨论了上千年.但是对于今天是否应该继续讨论翻译标准的问题,在前文,笔者已经指出翻译标准对翻译活动的指导性,当然该继续讨论.但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继续讨论或提出新的翻译标准,而是要讨论译者在翻译时,哪种翻译标准更加适用.例如,在清朝或民国时期,介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下,译者以意译的方式将文章译成文言文是可行的.“五四”新文学时期,翻译家们就译成白话文与文言文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今天,译者如果还译成文言文,那势必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除非,一些文言文爱好者或者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或学生可以接受.所以,在今天,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就讨论究竟是译成白话文还是文言文.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模式、内容、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仍有必要讨论关于翻译标准的问题,只是讨论的内容和问题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辜正坤前辈,于1989年,曾在《中国翻译》刊登了一篇名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文章.辜老先生主张翻译标准多元化,认为具体翻译标准不可能只有一个.其认为,翻译标准没有绝对实用的标准,若一定要提出翻译的绝对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原作本身；并且提出翻译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视度,即译作要尽量近视于原文.可以说辜老先生是主张翻译标准多元论的代表.笔者很赞成辜正坤前辈的观点.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也已经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多元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为了应对这无数的的变化,人们势必要从多角度思考问题.世界各国人们交流愈加频繁,翻译者们在翻译时又要考虑到各种文化因素,随之出现了文化翻译学.随着学科的发展,不同学科间的相互影响也十分显著,例如语言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都对翻译学这门学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在种种因素条件的作用下,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只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绝不可能避而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