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翻译史

在翻译界,人们对翻译史的研究,时间上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比较晚,逐渐才认识到了其重要性,从而受到了相对的重视,得到了一定的研究,并且对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通过回顾近十年来学者对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并进而予以梳理,简要总结,以便能够理清我国翻译史研究的趋势,把握其研究现状与方向,更好地为建立与完善独具特色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及翻译学提供

基本现状梳理与分析

说到中华民族,不仅仅有其丰富而悠久的历史,就连翻译历史也长达两千多年.这可谓是在宏观研究上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这值得我们将其用于研究翻译理论.然而,就针对于翻译史它的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并未受到高度重视,自古以来是零零散散,文量不多.我们要进一步发展译学,就需要加强百年以来的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这样才能将译学理论很好地扎根到中国本土的翻译文化,与我国的国情和科学技术现状相结合,集中力量、实事求是地研究并解决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以此为基础逐步地建立完善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刘爱容,2001）

柯飞于2002年统计,“粗略考虑了一下上世纪后半叶我们翻译方面出版的书籍约500多本,其中理论研究占20%以上的比重,而翻译史仅为1%而已.”（柯飞,2002：31）伴随着国家的重大转变,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创举,从1984至1999年间,国内共有14本翻译史专著问世（穆雷,2000：44）.这一数据总结与统计表明,专著的首推其出,充分显示了我国的这方面学者付出努力与实践所得的成果,所做的贡献.更好更全面地为随后的研究者提供权威的资料与多元的视角.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新世纪之初的短短十多年来,我们的国家以及学者等借助译史著作都有了明显的意识,对此认识到其蕴藏的重要性.所以对我国翻译史的研究与发展是逐步地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但是,翻译史研究要不断深入,众多方面需要极力发展与开拓,尤其包括史料（中文和外文）的探索既是基础性与重要性的方面,也是现如今非常明显的薄弱之处.与此同时,在此期间,孔慧怡（2005：10）提出重写中国翻译史,这是因当下的翻译史更多倾向于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资料,同时也多是引用名人评语,少有人们深入思考与考证,史料的缓慢更新阻碍了翻译史研究新的进展,继续努力拓宽、拓深,不可或缺.

所以,翻译史研究于近十年来发展迅速,在所有论著中,所占比例从1978-1982年的3.7%上升到2002-2007年的5.9%,历时上的纵向研究,又有共时上的横向研究有断代翻译史上的研究,也有个别作家、几位作家一起或着某部作品译介的研究.（许钧,穆雷,2009）步入到了21世纪,国内研究者一方面开始重视并注重翻译历史资料的收集与筛选,整理和总结,另一方面便开始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角度来审视翻译史,研究翻译现象.

从1984年到2008年,已经有16部翻译史研究专著面世.虽说翻译史的考证和编写,这些工作费时费力,量又极其大,而且时间长,难见成果,这使得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然而,在当下,专著仍在不断增加,足见其发展趋势与不可停滞性.近几年以来出版的包括谢天振、查明建合著的《中国翻译近代文学史（1898-1940）》,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以及李伟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和马祖毅的《中国翻译通史》.这些翻译史研究专著的出版,让广大读者深深感悟到,翻译史地位确实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谢志超,张晓仪,2011）与2000年之前的统计相比,研究专著持续增加,翻译史研究的领域更是在逐渐地拓宽,研究视角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

正如上述两位最新研究者所言,中国实有悠久的翻译史,但是,对于国外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学者和专著似乎也并不是多见.关键还得依靠国人之努力完善完整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建立中国翻译学,最终让中国翻译于世界翻译界中提高地位.

总体而言,就其我们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大多数集中体现于对具体的翻译历史事件的概括,梳理与总结,而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去研究翻译史的力作大大缺少,更缺乏专书专述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许钧,穆雷,2009）.

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翻译学中,翻译史研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王建开谈论翻译史料的重要意义时,用了钱钟书先生的评论：“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的理论系统捅上大大小小的窟窿.”所以,只有填补上“窟窿”,才能真正地建立建构起“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而究其翻译史的研究,正是能够补上“窟窿”的最佳途径.（王建开,2007）

可见,翻译史的研究乃是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系统的基础,是正确把握翻译研究的方向,科学建立翻译学研究的有力支柱.所以,重视翻译史的研究,将会为翻译界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前景,以助于繁荣壮大我国的翻译学,更科学更系统地指导译学的健康发展.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教授皮姆,其人译史研究颇湛,他概括道,翻译史研究就是“为了表达、面对或试图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而就当前的中国翻译界,翻译史研究目标,主要旨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柯飞,2002）以此为我国的译学发展奠定理论体系基础与注入不竭动力.

转变研究观念与方法

翻译史研究总体来说,时间并不漫长,也曾从未有过大规模的繁荣与发展,而逐渐才受到了重视.大多数翻译史研究比较定式,专注于已经固有的史料和时间范围进行阐述与分析,并未跳出其局限的思维模式.因此,需要大力转变其研究对象与范围,扩充史料,增加其研究范围与丰富性,借用他国之论来与本国之究进行对比,增强史料的可考证性,开创出思考的多视角性与本国研究的独具特色性.例如,新的翻译史专著增加与收录了许多以前史著简略稀少的内容,译者思想以及与翻译有关有贡献的人物,这就会使得研究逐渐更加详实,全面与完善. 皮姆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中,说“翻译史的中心对象,不应是翻译文本、上下文系统或语言方面的特点,而应当是作为人的译者,因为只有人能对社会起因负责.只有通过人（还包括委托人、赞助人、读者等）及其社会环境,才能理解为什么译作产生于那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翻译史重点在译者,故应围绕译者居住和工作的社会环境,即所谓译入语文化来研究,译者基本上都带有交互文化性.”（柯飞,2002）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强调译者在翻译史中的重要性与关键作用,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让我们全面了解翻译史,由译者为中心构成的翻译史长河,在现当代的重新审视下,与再由其展开翻译史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既可让我们有一个整体的译史观念,微观上,又可提供于我们多角度的思维方式,译史.再者,尊重和充分重视译者,能够为未来翻译史发展去奠定坚实基础,还能为其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

对于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有益于加深我们了解翻译史研究性质,有效,规范而又适当地提高翻译史的研究.（蓝红军,2010：44）从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对翻译史研究进行探索和思考.史识观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这两个方面,可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史识观既决定了学者如何展开与开展研究的程序,以及针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决定了如何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与风格.建立史识观,通常需要有方法论的支持,它的变化或者改变又能带来翻译史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以及在此为基础而形成的方法论.从此意义上论,有什么样的史识观,随之就会有相互相应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总述

由此观之,照着传统的翻译史研究模式远远无法满足于长远的发展与不断进步,翻译研究的进步极大依赖于新观点或新材料（Williams,2004：2）,同样翻译史和其他研究,依然如此.新观点取决于并依存于新材料.如要拓展出新材料,首先,要挖掘出关联意识.重新认识与审视中国翻译史与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进而与外界的联系.这样,使研究者不会只局限于某个范围,有宽泛的整体视野,去涉猎,去论证与研究.

总之,要开阔与开拓思路,努力拓展范围,尽量尽早发现并挖掘出更多重要的史料（现象或议论）,进一步重塑学术观点,让其不断得以进步与提高.（王建开,2007）除此之外,在培养方面,研究队伍需不断得到加强.（文军,胡庆洪,2007：67）如前文所述,在翻译史领域发表文章的作者逐渐增多,但长期坚持在这一领域耕耘的研究者相对比例较低,人数偏少.为了翻译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及在此领域有深度的挖掘和拓展,要加强研究队伍的大力与骨干建设,不断拓展译史研究范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有助于壮大与繁荣我国的翻译史,更加完善完整我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建立健全我国的翻译学,使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