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译学框架下的翻译定义

摘 要 :基于先验猜测的传统翻译定义不能全面客观反映翻译活动的真实存在,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图里的翻译定义以实证为基础,充分尊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实践与判定翻译的标准,把所有被译入语系统视作翻译的语言活动都纳入了翻译的范畴,翻译研究的对象空前扩大,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关 键 词 :图里,描写译学,翻译定义,研究对象

一、 引言

翻译研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是:什么是翻译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翻译过程或翻译现象进行概念化的过程,而概念化的结果借助语言外壳表达出来就是定义.曹明伦说,“定义是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逻辑方法”[1]127,提莫志克(Tymoczko)说,“任何学术领域,定义都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如果不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或限制,就不可能展开抽象或具体的研究”[2]1083,福柯(Foucault)认为,定义研究对象能使之明确,有助于划定学科范围[3]40-49.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翻译理论家们或出于揭示翻译本质属性的主观愿望,或出于开展研究的客观需要,或出于确定研究对象的学科要求,从没停止过为翻译下定义的尝试.时至今日,出自各类翻译论著的翻译定义已是林林总总.这些定义虽说众说纷纭,但毕竟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丰富、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因此,对翻译定义展开研究,揭示它们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历时比较和共时对照展示其优势及不足,挖掘其理论意义,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经历了其学科发展历程中重大的文化转向,其代表人物之一图里(Toury)所创建的描写译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他提出的翻译定义则成为描写译学的根基和逻辑起点.本文拟在对图里翻译定义的产生背景作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价值展开评述.

二、图里翻译定义产生的背景

描写译学创立之前,西方译学界几乎所有的传统翻译定义都是围绕“对等”(equivalence)或“不变”(invariance)等“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直觉: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形式、语义或语用对等的词汇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这样一来,对等成为翻译的目标,因为翻译被视为一种寻求对等的活动,同时,对等成为翻译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当目标语文本在某一方面与源语文本对等且对等幅度达到要求,才能被视作合格的翻译.

传统翻译定义的最大弱点在于其非历史性[4]48(ahistorical).中西翻译史上,误译、不对等和不完全对等的翻译以及其他边缘形式的翻译广泛存在,人们并没有因为错误和“不忠”或形式的独特而否认它们是翻译.实际上,大量与传统定义格格不入的翻译实践同样推动了跨文化交际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十八世纪初,法国作家、批评家、翻译家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译成法语.在法语译本的序言中,这位自称“仅仅是个译者”的翻译家表示,他的译本去掉了原文多余的重复、无关紧要的叙述、涉及解剖的细节描写和冗长的演讲,把长达24本的《伊利亚特》删节成12本,并得意扬扬地告诉读者,与荷马的原文相比较,译文的“结构更均衡、更合理”[5]28-30.这样的“翻译”到底算翻译吗如果算,那我们就不得不对传统的翻译判断标准做彻底的改动.如果不算,那为什么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 (包括许多其他从事类似语言活动人)又把自己称作翻译家呢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而大多数人还是把这些语言活动纳入了翻译的范畴.所以,以“对等”为充分必要条件的传统翻译定义存在着本质缺陷,不能全面客观反映翻译活动的真实存在,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学者们不断提出新的翻译定义,试图用理论术语把翻译与非翻译区分开来,以确定研究对象,或揭示翻译的本质属性,然而这些定义一次又一次地在客观存在的、他们不曾预见的翻译活动面前失去了解释力和概括力.在“什么是翻译”这个根本问题上,规定性的翻译定义从此陷入对同一问题的反复争论却毫无进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图里以怎么写作于描写译学的理论建构为宗旨,提出了他如今被广泛引用的翻译定义:不论基于什么理由,译入语系统中任何以翻译的形式出现或被视作翻译的译入语文本都是翻译[6]14.

三、图里翻译定义的价值

总体上看,除“只有与原文全面对等的翻译才算得上翻译”的预设外,传统翻译定义还有如下预设:(1)原文的存在是翻译产生的基础,(2)原文和译文之间必然存在某种(主要是信息的)转移,(3)原文和译文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系.受到这种思维定势的限制,人们不但把不完全对等的翻译(误译自然更不在话下)排除在翻译研究的对象之外,转译(通过一种相似度检测语言进行的翻译,如清末民初由日译本转译为汉语的欧美小说[7])和伪译(不存在原作的翻译,如晚清时期一位署名为“自由花”的译者所“翻译”的《自由结婚》[7])也被排除了.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误译、不对等的翻译、转译和伪译都大量存在,不胜枚举.单就误译而言,译介学学者就认为它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把它们排除在外无疑限制了我们的视野,翻译研究势必走上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

“传统翻译的定义在于‘求同’:一方面是译文与原文之同,另一方面是翻译的理念(或定义)跨文化、跨时代的共同之处,即普遍性”[8]ix.如前所述,寻求“忠实”、“对等”之同的翻译定义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在客观存在的多种多样的翻译活动面前屡遭碰壁.也许是意识到了“求同”之不易,图里退而求其次,描写展现在眼前的“异”.在“存异”的过程中,图里抛弃了基于先验猜测的定义范式,充分尊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实践与判定翻译的标准,把所有被译入语系统视作翻译的语言活动都纳入了翻译的范畴.这样一来,翻译研究的对象得到空前扩大,不仅是误译、不对等的翻译,就连转译和伪译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提莫志克说,“翻译研究中对定义的冲动不能以完全限定研究对象为目标.把翻译看成一个开放的或边界模糊的概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将具广阔的前景(反之,其适用面将非常狭窄)”[2]1085.图里的翻译定义就是提莫志克所说的那种不以完全限定研究对象为目标的定义,该定义充分考虑到了翻译活动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允许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对翻译作不同的定义和赋予不同的外在形式”[2]1086,如实地反映了翻译的客观存在.它没有对概念的内涵作过多的限制,因而外延相当宽泛,包容性强,能够涵盖所有的翻译现象.笔者深信,接受并采用图里的翻译定义必将为翻译研究带来一片广阔的天空.

四、图里翻译定义的不足

作为定义,定义项中不能包含被定义项,这是基本常识,然而图里就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赫曼斯(Hermans)把图里的定义归纳为“翻译就是被视作翻译的东西”[4]49,如果做得极端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简化为“翻译就是翻译”.这样一来,被定义术语同时出现在等号的两边,违反了定义的基本原则,定义本身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也大打折扣.对此,赫曼斯嘲讽道,“如果4岁的女儿问父亲斑马是什么,父亲回答,‘斑马就是我们叫做斑马的东西’,小女孩肯定不会感到完全满意”[4]49.

五、结语

图里的翻译定义彻底扭转了译学界在翻译定义方面“求同”的倾向,它尊重既存的翻译事实,如实地反映了翻译活动的客观存在,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虽然它有循环定义的缺憾,但瑕不掩瑜,其积极面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