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翻译亲历中苏高层破裂

导语：赫鲁晓夫问我：“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不便直译,只好说：“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

1958年在中国兴起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曾使苏联领导人大惑不解.

我发明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俄文词汇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几个新的政治名词是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按双方互通消息的惯例,由中国领导人通过外交会晤将之正式传达给苏联方面.这次是由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传达的消息.

我记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尤金的翻译陪同前往.在座的还有为刘少奇主席担任翻译的赵宗远先生.

当刘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报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时,我在脑子里就开始琢磨如何正确翻译他所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在俄文里还不曾出现的新政治术语.根据其中文原义,我起初想的是将“大跃进”译成俄文为“快速的运动”,将“人民公社”译为“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当我听了刘少奇主席进一步阐明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具体涵义之后,我改用更能贴近中文含义的俄文将之直译为“大的飞跃”,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词的译法.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译刘少奇主席的谈话之前,我特地先征求了在座的中国资深俄文翻译家赵宗远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说明,思索片刻,当即表示赞同.他认为,如此翻译已非常准确达意.他尤其欣赏我用“公社”,说这个词翻译得恰到好处,比之俄语中的同义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能达致其意.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主席传达的的决定.

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他说他看见我同中国翻译赵宗远谈话,他认为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译法.当我再次肯定并确认翻译无误时,他仍表示怀疑,对我说道：“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如果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决定,其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为此,尤金大使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研究讨论我对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

在那次使馆内部会议上,尤金大使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的这个决定,因为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很可能会使赫鲁晓夫和的关系出现裂痕,而势必影响两国两党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会后,尤金大使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

然而,据我所知,苏联方面对中国广泛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沉默.

苏联没有对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攻击和抵制,苏中关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在推崇“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国分别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担心赫鲁晓夫不是的对手

苏中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958年夏天,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我被指定作为苏联代表团的首席翻译.

1958年我才29岁,已在中国断断续续工作了六年.这是我第一次为苏中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当翻译.那年赫鲁晓夫64岁,比他大一岁,但看起来似乎比他显得年轻,身材也比他高大魁梧.

我在1957年夏天曾经陪同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杭州第一次见到.那天还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顾达寿”.我深知知识渊博,我想,赫鲁晓夫恐怕不是的对手.

斯大林逝世后,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由创建新中国的中国参与领导,而不是由苏联凌驾于中国之上.从会谈始末给我的印象来看,我感觉到是看不起赫鲁晓夫的.据我后来了解,曾在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介绍了关于苏联将调整的对外政策,包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源”这个问题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看法.

赫鲁晓夫的观点立即遭到的严厉驳斥.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不同美国“和平共处”.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是丝毫不应怀疑的.

的鲜明立场使赫鲁晓夫明显感觉到谈判的气氛对苏联方面不利,但是他无法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苏联的观点.但他没有过多地与争论.接着,他提出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重要问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这是赫鲁晓夫此行来北京与谈判的主要目的.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苏联将要实施的这个战略性计划的理由,以证明苏联的这个计划是对中国最大的军事援助.他认为应该会赞同苏联的这项重要建议.

然而,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的言下之意等于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我注意到,慷慨激昂地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这时,我当然不能对赫鲁晓夫翻译骂他的话.但此刻赫鲁晓夫已经坐不住了,他问我：“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只好说：“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这时,我听见在场的中国翻译将我与赫鲁晓夫的对话也悄悄地翻译给听.

俄顷,反而平静地笑了,对赫鲁晓夫朗声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啊!”

的话使赫鲁晓夫感到很尴尬.他已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与再也没有协商的余地,于是,他不再言语.他已经预感到,以为首的中国如今已不再服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领导.我听见他低声地说：“怎么会这样?”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因为两位国家首脑没有表态,在场的双方代表团成员也都沉默不语.

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依然沉默着,则微笑着对他说了声再见.这时,赫鲁晓夫才从沉思中站起身来,无可奈何地与握手告别.

我这次在北京是第二次作为翻译陪同苏联领导人与会谈,却是第一次看到的另一种性格,与我一年前在杭州见到的他也大不相同.那时他幽默的风度、风趣的谈吐与现在的严肃表情、果决表态,简直判若两人.其实,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复杂性格.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显然逊色,他在谈判席上表现的喜怒感情全部流露在面容形色上.

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握手终究没有弥合两国关系的初始裂痕.

柯西金四次请求跟通话,被骂作“坏蛋”

60年代以后,正是苏联和中国两党两国关系达到白热化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从苏联驻华使馆奉调回国,在苏共联络部任职.

1969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秘书的,称柯西金有紧急事情要召见我,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早就知道我多次担任苏联领导人与会谈的翻译,并且与颇有交情.在他办公室里,柯西金对我说：“我请你来是要你给我接通北京的.我要直接与主席通话,谈我对苏中目前关系的看法.”

不一会儿,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接通了.我便向北京的接线员小姐说明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与主席通话.过了一会儿,这位女接线员生硬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说完就将挂断了.

我便向柯西金转述了刚才中国女接线员的话.他不解,似乎认为我没有将话说清楚,对我说：“你再给我接过去,就说我要直接与主席通,要和他谈很重要的问题.”

我再次通过莫斯科专线接通了北京的,但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将又挂断了.我第三次挂过去,依然是这种情况.

这时,我看见柯西金紧皱眉头,示意我第四次再挂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又接通了,还是那位女接线员的声音.她还未等我将话说完,就很不礼貌地对我说：“告诉你,我们的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的!”说完,她又将挂断了.

柯西金再次紧皱眉头,显得非常懊恼.

我将刚才与北京通话的情况作了简单的笔录,然后我走近柯西金将交给他.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我能想象到他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自尊,是难以容忍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的.虽然他在竭尽努力试图缓和苏联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且克制自己而采取了主动和好的态度,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他和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区别对待.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对苏联积怨太深.

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他把苏联作为现代修正主义予以否定,并且提出要打倒他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那年正在准备召开九大,认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亲苏联的“修正主义者”.在这之前,刘少奇已经被罢免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我最后也没有能够接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主席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