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摘 要 :随着女性文学的发展,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和女译者.然而不是所有的女性创作者都具有性别意识.本文以我国女翻译家张玲为对象,从其翻译选材的标准、作者的思想观念、译者序以及其它文学作品八手,探究其女性主义意识.
关 键 词 :性别意识,女性义意识,女性体验,亲和力,张玲
1 引言
二十世纪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高涨,性别问题受到更多关注.性别(gender)概念与生理上的(sex)区别开来.女性主义者争取权利的方式从社会政治运动层面上升到了语言层面.她们关注语言在具体使用中显示出的性别倾向性,反抗女性在语言中受到的歧视.解构“菲洛中心”.因为“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是主体体验和自我证明的竞技场”(西蒙,2001:317).被边缘化的女性与被女性化的翻译结合赋予女性主义译者颠覆传统翻译之权利.以“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人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解构”(蒋晓华,2004:14).近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逐渐升温,女译者的译作被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随之引发一系列思考――女性主义意识是否确实存在于她们的译作中她们是否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以我国著名女翻译家张玲为案例,考察她的女性主义意识.
2 译者与作者
2.1 女作家之女性意识
张玲,1936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国际哈代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国际哈代协会副主席.伦敦狄更斯博物馆荣誉中文顾问.国际狄更斯联谊会名誉会员.
张玲深受其父――我国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的影响,十几岁便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等上世纪80年代初.情势巨变,自己突发奇想.遂从乱纸堆中搜索、校正、编排,凑成一部英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集,以其中一个中篇.乔治艾略特的《牧师情史》为题.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张玲,2004:184).这是张玲在1983年独立翻译并出版的第一部译作,在其序言中.她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女性意识――“也许是自己的性别使然,阅读中我尤为偏爱其中那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张玲,1983:1).由此可知译者的性别意识和体验成为影响文学翻译的因素之一.共同的女性体验使译者更有可能倾向于女作家的作品.这种产生于性别意识之上的亲和力影响了译者从选材、解读到实际翻译的全过程.正如谢莉,西蒙指出“性别问题与翻译的关联首先是以情感亲和力为连接的”(Simon,1996:vii/).
《牧师情史》中编译了19世纪八位英国女作家的短篇代表作品.她们大都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其中以乔治艾略特最具代表性.译者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介绍乔治,艾略特的文章,名为《成熟缘起》.称赞她“涉及了远为宽广的社会生活,也具有更恢宏的气势,因此也更明显地脱离了围闺阁气,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巾帼不让须眉”(张玲.1999).艾略特成名之前“在英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尚处筚路蓝缕、进退迂回之际,她身为中下层社会一个普通女子,已经为生活和文学事业苦苦奋斗了将近十年”(张玲,1999).艾略特的同情“始终施于社会中归根结底还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女性,特别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张玲.1999).《牧师情史》即为其中一篇.她的作品、生活及事业都是为女性的平等权利而战.
另一爱情短篇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老保姆的口述》.盖斯凯尔太太是英国著名现实小说家.“更是写社会问题小说的高手”(张玲,2002).她通过把性别意识问题引入社会范畴,把它与政治生活融合,以实现女性意识的社会化突破.她的眼光扩展至历史和社会激流之中.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通往社会领域的大门.紧跟女性主义文学的步伐,译者编译了三篇政治题材的小说,其中一篇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伍尔荚是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先锋.她率先深人地研究了妇女与文学的问题,认为女性文学要发展就要打破父权制话语.建立女性主义文学语言.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被视作女性主义者要求自由和平等的宣言书,其中她提出只有“杀死房问里的天使”才能如实地按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世界.中国的女性文学是在八十年代才真正地发展起来的,张玲在1983年编译这本女性小说集无疑为外国女性文学、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在“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涌现出的女作家中,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总是作为最优秀女作家被提及的.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表现了她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诠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爱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传达出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对父权规范永不妥协的抵抗.在《呼啸山庄》译者序中,张玲评价爱米丽,勃朗特“超然物外,不计功利,在简短三十年一生,仿佛只为了写作而活,而且终于在写作中无意间实现了自我,也永葆了自我”(张玲.1999:5).张玲分别在1993年和1999年翻译了以上两都作品.艾伦,莫尔斯的《文学妇女》把上述女作家看作是富有生命括力的女性写作先驱,认为她们的作品形成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而在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中,除了赞扬这些伟大的女作家争取自身权利并获得丰硕成果以外.呼吁挖掘长期被湮没的女性创作,以展现女性文学持续不断的传统.因此,在选择翻译大作家作品之外,张玲在《牧师情史》中还加入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伊丽莎白鲍恩、玛丽安兰姆、穆丽尔斯帕克以及玛丽,柯勒律治的一两部短篇小说.2004年,她又翻译了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寂深渊》――瑛语文学中第一部专写女同性恋的名篇,被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由于霍尔本人既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同性恋者,因此这部作品极具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价值.对女同性恋的研究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的流派,它抗拒着父权制的异性恋主义,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以她们的政治态度和创新精神丰富并完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张玲在这部小说的译者赘语中提及“译者初步涉猎了霍尔的这部小说我曾遍寻京城及外埠几家藏书较丰的图书馆,最后只在北京图书馆借到等承担了此书的翻译工作”(张玲,2004:17).由此可知,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是出自兴趣、出自她对女性主义文学的关注.
2,2译者与作者的连接一亲和力
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曾反问“一个男性译者能把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只有女性才能体会的独特心理和生理感受翻译出来吗”(谢天振,1999:102).要传达作者独特的女性体验,译者本人的性别经验极为重要――即作为 身处男权社会中的女孩、女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所感所思.“这些以‘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温柔的情爱浇灌的艺术之花却又独具幽香,特别是其中对于妇女和儿童形象、心理的描绘,似更为男性作者所不及.或许,这正是它们更易催人泪下的原因”(张玲,1983:3).这种亲和力在与作者不断的接触中得以升华为一种崇拜与敬仰.
张玲曾在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中做过题为《寻访七位女作家的芳踪》①的演讲.从她们的成长、写作环境到作品的题材、幽默感、创新性上作了概括,称赞她们是曾经历过种种磨难和考验的“尊贵的文学女神”.“过去我国封建文人谈及李清照,常有‘虽妇人而能为文’云云.这实际上是一种寓贬于褒的评语.以往见此评语,每每为易安居士抱屈”(张玲,1983:2).“在一、二百年前,女性作为第一社会的第二性,生存条件是绝对远远地低于男性的”.然而“她们的坎坷不幸是对她们的切磋琢磨,把她们打造得出类拔萃”,“看勃朗特姐妹和她们没有出息的哥哥正好是鲜明的对比”(张玲,2002).只字片语间,传达出张玲的女性主义意识,这也多少受到了其父的影响.张玲回忆到:“(父亲)作为一个有侠肝义胆的山东男子汉,应该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他看待女性,是和他同类的人.在他自己那个封建意识及浓厚的父母的家里,他常维护家中惟一的女儿――我姑姑的权益等有了我和妹妹两个女儿,以后又抗拒了长辈要他们再生男孩儿的怂恿和压力,并教育我们男女都一样,女孩子也要自立,参与和男子的平等竞争.”(孙迎春,2004:27).在与男性作家的竞争中,女作家们驾驭社会题材的“那种恢宏大气,精辟深刻,一点也不亚于男性作家”(张玲,2002).而在描述小人物的感情、婚姻时“她们很注意发挥自己的女性的优势,比如直觉性、想象力,还有细腻执着”(张玲,2002).
幽默是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成分,“这几位女作家在这方面,比男作家毫不逊色等身为女性,在读这样的作品、读到这些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不但是为了她们是我们同性的作家而由衷敬佩,也真的常常感到很得意.”(张玲,2002).译者天生的性别意识促使其易于吸收中外一切女性主义的思想观念或价值观,也自然易于接近富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并且选择她们的作品为翻译对象,反过来,由于长期和这些作家作品的接触,它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也印证并且强化了译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
3,结语
评判一位女译者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意识或者是否属于女性主义者一员.不仅要考察其翻译作品的意识形态、作者性别、译文本身、翻译策略,还需要对其译者序及其它的创作进行精细地分析,发掘其女性主义意识之碎片.张玲的女性主义意识明显可见,她试图通过文学翻译向社会述说自己的心声和愿望,使写作与翻译结合以开辟女性表达自我意志的渠道,实现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和身份认同.张玲在与女作家们接触中不断找到共鸣――“人类的社会,主要是由两大性别组成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有差别.就会有冲突.女性,要求自己自身的权利,并不是要由一种性别中心来替代另外一种性别中心.而是希望达到之间的协调合作.就要像她们那样,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去实现一个女人,真正的完美.一个人真正的完美.”(张玲,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