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知对中医英译的影响

摘 要 ：以Sperber & Wilson 的“关联理论”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析文化认知对中医英译的影响：中医英译是一个作者、译者以及译文读者间的多重文化的“明示——推理”交际过程；文化认知可在中医医著语言的修辞、文体、词汇和句法等方面对中医英译产生影响.进一步提出译者在中医文化身份定位和文化认知培养方面提高能力的对策.

关 键 词 ：关联理论；文化认知；中医英译；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78-005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来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已传播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特色和优势正逐步得到国际社会及多学科的认可和接受,中医英译也就成为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的研究热点.WHO亚太西区颁布了《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也制定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在中医英译中,翻译标准非常重要.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西方翻译学者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的“同等效应论”[1] 等标准皆是中医英译重要的理论指导.新近,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 the Relevance Theory ）也对中医英译学术界产生影响.兹从“关联理论”的标准、文化认知、中医学语言特征以及译者文化认知能力来探讨中医英译.

一、 关联理论与中医文化的认知

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在1986年出版了《关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提出关联理论,指出话语的理解是一个不能脱离语境的过程,而语境认知与语言的使用相关,它涉及情景场合、上下文语境以及背景知识的认知.关联理论将交际定义为“明示—推理交际”：从交际者的角度看,交际是一种明示；而从交际对象的角度看,交际是一种推理.[2]这很大程度上与严复的“信”与“达”的内涵是交叉的.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包括文本意思和语境含义,这是一个认知过程,即为“信”；其次,在翻译时要推理,恰当选择与源语最大关联的话语,应为“达”.[3]就中医英译而言,原文是一种明示,通过译者和译文读者的推理可以达到真正的文化交际.为了激活目标受众相应的认知语境,中医翻译就必须转换和传递元认知语境.

基于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Ernest-August Gutt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他认为,翻译最好作为交际来处理.他的兴趣是翻译的动态过程：语言的跨越和文化的跨越.这是一个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4]中医语言的文体、修辞、词汇和句法等特点对整个翻译过程中文化、文学、语言等诸多方面的转换与传递均有影响.随着语用学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语义传递并非语言的唯一行为,更有间接言语行为,即“言下之意”.传统结构主义所倡导的语码模式（code model）并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语义对等转换不适用于中医英译.译者应在跨文化的思维中转换和传递元认知语境.如下图所示,翻译的动态过程就是作者、译者以及译文读者的跨文化交际过程.

二、 中医学语言的文学性对其英译的影响

中医文化认知是中医英译的前提.古代医药文献是用古文写的,形式上多种多样,如有诗歌、诵歌,很多在文学上也是经典的.这一点似乎与现代的科技性文章的特点是相悖的.但事实上,有了这些文学味浓厚的表达,中医语言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更加形象、易懂.

1. 修辞

中医经典歌赋类的文体文学色彩浓郁.押韵、比喻、夸张、渲染、借代、对偶辞格等多种修辞屡见不鲜.术语中有双声、叠韵词.[5]英文虽有押首、尾韵的形式能与之相对应,但如何将“天年”、“术数”等带有双声、叠韵修辞的中医术语翻译出来,并能保留原来的辞格,实非易事.李照国老师的翻译为：“天年”——“natural life span”[6]405、 “术数”——“ways for cultivating health”.[6]438显然,由于文化空缺造成的负载词根本无法达到完全对应的标准.因此,在文体与语义的传递出现矛盾时,中医表达的美学价值可能是我们会最先放弃的,应更多考虑“归化法” 翻译策略：按照目标语的需要将词汇在源语中的含义结合语境表达出来,而放弃源语词汇的文学气息.这或是 “信、达、雅”标准中“雅”排最后的缘故吧.

2. 文体

文体是多样的,包括文学性的、科技性的等.在中国的典籍中常见的有四字表达、对仗表达等体例.不同于传统的科技文体,一些经典医著或涉及中医学著作中的语言通常文学性更强.

例如,《红楼梦》中第八十回提及治疗女子妒病的“疗妒汤”.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对此方名翻译存在明显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译者的文化认知影响翻译的结果.

1）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戚序本）

It’s called Cure for Jealousy. Take one top-quality pear, one fifth of an ounce of crystal sugar, one tenth of orange peel and three bowls of water. Boil these till the pear is soft, and let the shrew take one does first thing each day. Then in due course she’ll be cured.” （杨译本） 2）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程乙本）

‘It’s called Pirum saccharinum,’ said One Plaster Wang. ‘You take one very good autumn pear, two drams of crystal sugar, one dram of bitter-peel and three cups of water and simmer them all together until the pear is soft. （霍译本）[7]

可以看出杨本将“疗妒汤”译成“Cure for Jealousy”,霍本用了一个颇为专业的表达“Pirum saccarinum”.杨宪益先生从文学认知入手,抓住原作品的交际含义,强调了药效——治疗女子嫉妒之心；霍克斯先生从医学认知入手,抓住主要成分“梨”用拉丁文“Pirum”来表达,并用拉丁语形容词“saccarinum”表味,“sweet”,此药回译为“甜梨”,似乎与原文中的“疗妒汤”无法对等.经比较,杨本的翻译虽未提“汤”,但将汤药的命名原则——药效,作为翻译重点；霍本完全从“异化”角度,大胆选用西药命名常规——拉丁文,对汤药的成分加以说明.虽原文有明示,但译者的推理过程截然不同,双方的立足点和刺激点亦完全不同,翻译关联也就完全不同.这正是中医英译的难点所在.对此药名的翻译,杨本崇尚“忠实于原文”,文学性强；霍本推崇“异化”策略,科技性强.

三、 中医学语言的语言学特征对中医英译的影响

中医学语言具有传统的语言学特征,词汇和句法常有一词多义、模糊性、未曾句读、特有词汇等语言学特征,充分认识这些对中医英译大有裨益.

1. 一词多义

从词汇学角度看,词汇常有一词多义现象,中医学语言也无例外.它同样包含了丰富的同形同音异义词（plete homonyms）和同形异音异义词（homographs）等,这对医著等的理解有着负面影响.

1.1同形同音异义词

同形同音异义词是中医学语言的一个常见现象,其翻译却难以把握.例如,中医有“生气”这一概念,若将之理解成“发怒”的话,则会被翻成“to get angry”,显然会贻笑大方.事实上,这一概念的认知有两种不同语境：中医语境、现代汉语语境.事实上,中医的“生气”指“生命或生命力”即“life or life force”.这样的文化冲突不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是古今文化之间的冲突.“生气”在中医中的概念与普通的认知概念存在同形同音异义词关系.英语虽也存在同形同音异义关系词,但对此特殊术语的这种词义关系翻译却也束手无策.

又如,经过统计发现中医典籍《金匮要略》中单独使用“风”者有七十五处,其意思主要涉及：

1）四时自然之气,如“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Man lives in a world with Five Evolutive Phases（Five Elements,Wuxing） and grous up in a suitable climates.[8]3]

2）空气的流动,如 “汗出当风”.[exposure to wind when the patient is sweating[8]23]

3）外邪, 如 “风气百疾”.[all cases caused by exogenous pathognic wind[8]79]

若只用“wind”是无法完全表达所有意义的,因此罗希文的译本中用了“wind”、“climate”、“hemiplegia”、“pathogenic wind” [8]等来表述,尽管如此仍有意犹未尽之感.

1.2 同形异音异义词

中医学语言在词义上的另一种常见关系是同形异音异义词,这同样是翻译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例如,在针灸学中“水分”（shuǐfēn而非shuǐfèn）是一个“穴位”而绝非“含水量”的表述.显然,“水分”是一个同形异音异义词,虽有相同的形式,但读音、意义截然不同.古方中的一些计量单位亦是如此.如“合”在古代计量中的读音为“gě”而非“hé”, 十合为一升. 一合就是一百毫升.所以翻译时应当格外注意.翻译时是用拼音表示还是转换成升或毫升就成了不同译家的选择.

中医术语中同形异音异义词以及同形同音异义词这样的同音、同形关系（homonymy）的频繁出现,极大干扰着译者对于中医语言的认知,这直接影响译文与原文的关联性,继而影响译文读者对原文的推理还原.于是,作者与译文读者间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就很难实现.

2. 模糊性

中医的许多概念是辩证的、交叉并存的.如阴、阳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涨的动态平衡概念.中医的语言表达也没有西医的精确,中医概念的模糊性决定了其在翻译行为中的“不知”（ignorance）性：缺乏边界认知.如：“血虚”就不能从统计学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人血液中血红蛋白的量低于多少了.从中医来看,“血虚”指的是“血液亏虚,血的营养和滋润功能减退,以致脏腑百脉、形体器官失养的病理变化” [9],但是并没有规定的数值标准；而西医的“贫血（anemia）”指“全身循环血液中红细胞总量减少至正常值以下” [10],此处有规定值.虽然关联理论强调交际中的最大关联,但是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使我们知道他们并不对等,无法进行替换.“血虚”也就被英译成“blood deficiency”这样一个模糊表达.[11]

3. 未曾句读

中医翻译早在公元前200年的秦汉时期就已开始[12],但中医古籍有句读符号的时代却较晚.分析中医古籍印刷史,殆至明初,才有少数刻本医书使用句读符号.故中医医著的英译首先要句读.这对译者音韵的认知要求很高.此外,译者还要准确揣度原作者所表达的意义.“音读”和“义读”对今译者尤其是西方译者的学术要求很高. 以成书于战国中期前的《道德经》“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一句为例,说明东、西方译者的理解差异.据李照国先生的整理,目前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断句及译法：

A. （Carus）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To know the unknowable, that is elevating.

Not to know the knowable, that is sickness.

B.（W. Gorn Old）同上

To be aware of one’s ignorance is the best part of knowledge, while to be ignorant of this knowledge is a disease.

C.（Arthur Waley）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To know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best.

To think one knows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a dire disease.

D.（吴经熊）（以）知（为）不知,上.（以）不知（为）知,病.

To regard knowledge as no-knowledge is best.

To regard no-knowledge as knowledge is sickness. [13]

由此可见,句读不明造成的不同理解定会影响翻译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每个译者的中医文化背景、心理背景以及情景语境都可能影响表达的关联性.作为译者,更多地倾注精力于古籍的诠释整理才能更完美地让译者得到文化的最大关联信息.

4. 特有词汇

中医表达的文化特有性十分明显,“阴阳”概念已为人所接受,“气”也由原来的“vital energy”统一成拼音“Qi”.“陈皮”是“疗妒汤”的配方之一.《红楼梦》杨译本根据原料直接翻译成“orange peel”,而霍译本则根据味道翻译成“bitter-peel”.根据维基百科,陈皮—“Chenpi or chen pi is sun-dried tangerine（mandarin）peel used as a traditional seasoning in Chinese cooking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They are aged by storing them dry. They he a pungent and bitter taste”. [14] “陈皮”是中华饮食和中医文化特有的,它的翻译已有了固定的表达“sun-dried tangerine（mandarin）peel”.杨译本与霍译本都未采用此翻译.但相比较而言,杨版与普通中国人对陈皮的理解更相关.虽然陈皮的味道是“bitter”, 但霍本中“bitter-peel”的翻译范围太大.或许霍克斯先生不知“陈皮”的原料?这是否能反映译者的认知语境与中医文化认知关联性呢?

四、 译者提高中医文化认知能力的对策

中医不同于西医,它承载着无数医者的实践经验,积淀了古代中国的哲学观,是一种蕴含着神秘的东方色彩并有着成熟的理论体系、文化内涵、哲学基础的文化形态.西方人眼中的中医就是“东方主义”的代表之一.故译者需要从文化身份的定位以及中医文化认知等方面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1.定位文化身份

中医英译时,理解和诠释传统的东方文化是首要任务.译者对中医文化的认知是实现中医英译在音位和文本上的成功跨越的必要条件.作为跨文化的使者,译者应当注重自身的多重身份：坚持原有文化、外来文化以及超越原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国际人身份等.[15]以自身文化为主导,外来文化为催化,跳出两种文化的疆域,在翻译中达到两种文化的趋同与交流.

2.培养文化认知

中医文化的认知不仅局限于文体和表达本身,各家学说的不统一性以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证论治理论基础同样是中医英译面临的重大难题.威尔斯·W. 在他的《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就曾提到 “Language is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a nation’s spirit, languages of various nations are their spirits and whereas spirits are their languages”.[16]可以看出,不同的语言是不同民族灵魂的外在表现.由于目前翻译界对中医英译的标准尚未完全统一,笔者认为语言本身、地域文化、心理认知、审美价值以及对于中医文化的理解和解读的差异都会导致翻译的千差万别.培养译者的文化认知,在关联理论指导下找到翻译的最佳关联,以实现原文本最大程度上转换成同等效应的译文.

总之,中医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其语用意义,即实用性,即让读者更好地学会中医,最终达到理解中医、使用中医治病的目的.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理解构成了中医英译这一特殊交际过程的认知语境的一部分.这种认知语境的建立是中医英译成功克服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必要前提.关联理论强调译者的主体作用,即知觉、信息加工和言语理解的能动作用.因此,对于中医英译者来说,成功的翻译需要译者丰富自身的中医文化认知,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中医通过语言这一模式进行最大关联,从而达到传播中医、发扬中医这样的交际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