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中国的接受与反思

摘 要：中国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译介始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已翻译了他的全部小说,对他的关注也从学术研究领域扩及到大众传媒领域.本文通过对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中国半个世纪间译介与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探究其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接受特点,并反思存在的问题.

关 键 词 ：罗伯-格里耶 中国 译介与接受 反思

阿兰罗伯-格里耶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新小说派”领袖人物,其小说创作和理论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了对罗伯-格里耶的介绍,此后罗伯-格里耶在中国不断受到重视,迄今为止已经翻译了他的全部小说,他的作品被写进我国教科书,进入了大学课堂.

梳理和分析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译介与研究,既可厘清我国学界不同时期对其接受的不同特点,也可发现对其接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有益于我国对罗伯-格里耶的深入研究及其研究空间的进一步拓展.

一、中国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译介

20世纪60年代中国拉开了翻译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序幕.“最初罗伯-格里耶的名字被译为‘阿兰罗比-格利赖’,出现于《世界文学》1961年11月号一条名为‘新小说派’的特色的补白中”{1}.1961年底《世界文学》《文艺报》等刊物纷纷发表介绍新小说的专稿,罗伯-格里耶的理论文章开始被译成中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

这一时期中国对罗伯-格里耶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当时的研究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二是当时的研究基本是对新小说粗线条的介绍,常常是将罗伯-格里耶的介绍与对新小说的介绍混杂在一起.

20世纪70―8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翻译介绍罗伯-格里耶的第一次热潮.《外国文艺》1979年率先登载了《橡皮》选段；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了《窥视者》；1981年出版的《橡皮》印数多达15万册.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中国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译介真正开始.这一时期的出版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译介与研究也存在两个特点.一是对罗伯-格里耶作品循序渐进的刊登与出版,从作品选段到作品全本,从单一作品到多部作品,从小说到文艺理论,从少量试印到大量发行由表及里、由点到面地译介；二是这一时期是整个中国接受国外先进思想的蓬勃时期,国内开始对欧美甚至东欧、拉美文学的集中翻译,并开始梳理西方文学流派、文艺理论,因此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也属于这场西方文艺思想潮流中的一部分,这时中国出现翻译罗伯-格里耶的第一次也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进入了阿兰罗伯-格里耶翻译的期,出现翻译、重译、重版其作品的第二次热潮.除了多家出版社对其主要作品的翻译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以及2001年出版的《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与《反复》,这些系列丛书的出版使得中国读者终于看到一个完整的罗伯-格里耶.

这一时期中国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翻译有三个特点.首先,完成了对罗伯-格里耶全部作品的翻译,补全了其中后期作品及其自传体小说翻译的空白；其次,出现了对罗伯-格里耶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最后,对罗伯-格里耶妻子所写的《新娘日记》的出版,说明中国对罗伯-格里耶作品的热情已经扩展到与他相关的其他作家与作品.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五十年间中国对罗伯-格里耶文学与理论著作的翻译有了很大发展,译介速度有了大幅提高,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翻译其作品的时间与作品在法国出版的时间间隔不断缩小,这背后有中法文化对外交流政策的助力,也与中国新成长起来的翻译队伍有关.中国对罗伯-格里耶的接受已走进普通读者的视野,罗伯-格里耶也成为中国对法国当代小说认知的新标杆.

二、中国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对罗伯-格里耶三个阶段的不同译介,中国对罗伯-格里耶的研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文章大多是对国外学者新小说评论的翻译,它们基本描述了“新小说派”的文学倾向,粗略提到罗伯-格里耶的写作特点和文学思想,但大体还是会带上“某某主义”的帽子.尽管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它们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文章及时地传递了有关罗伯-格里耶的信息,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颇为中肯的意见,如柳鸣九和朱虹说：“他真正强调的,并不是物质的客观性,而只是强调物与人之间没有关系,是物对人的所谓‘中立性’和‘陌生性’.”{2}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随着第一次翻译热潮的出现,我国罗伯-格里耶研究也产生了第一批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首先是以译介为主.这一时期国内关于罗伯-格里耶的文章共16篇,其相似度检测绍性文章居多.尽管这些文章相对缺乏独立见解,但它们为学者提供了基本素材与背景知识,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将“新小说派”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当时国内正处于评介西方现代派的热潮之中,虽然多数文章是从“新小说派”的整体风格与文学主张为切入点,但只要涉及新小说就必然会提到“新小说教皇”{3}罗伯-格里耶.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中国对罗伯-格里耶的研究无论从成果的数量上,还是成果的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时期,相关论文从1990至1999年的40余篇猛增到2000至2013年的140余篇,其中CSSCI核心期刊上刊发的论文有33篇,硕博士论文20余篇,此外还有6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四个特点：第一,研究视角多样、特点鲜明.这其中既有对罗伯-格里耶其人与作品的总体介绍,也有对其具体作品的细读与批评,既包括对其小说创作理念与文学观的探讨,也包括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二,研究方法多元化.这一时期除了运用社会批评方法外,还有用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符号学、叙事学等批评范式的研究成果；第三,研究队伍扩大,成果多呈系列化.除前十年从事罗伯-格里耶研究的一批学者如柳鸣九、吴岳添等继续在这里耕耘外,还出现了相当多的新人.他们系统地研究 罗伯-格里耶并产生了一批系列论文,如“晁召行10篇研究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及创作特色的论文、张唯嘉10篇研究罗伯-格里耶小说理论及作品的论文以及张佑周5篇研究罗伯-格里耶早期代表作的论文等”{4}；第四,研究从单纯的学术领域扩展到大众传媒领域.除了法语类、文学类专业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外,对罗伯-格里耶的介绍还扩展到大众期刊,如新闻类刊物：《新世纪周刊》《经济观察报》《南方人物周刊》；读书类期刊《书屋》《名作欣赏》；电影类期刊《电影评介》《电影文学》等,这说明中国对罗伯-格里耶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学术界,而是走进大众传媒,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

三、问题与反思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对罗伯-格里耶的研究已走过半个世纪,研究从60年代翻译国外对其的文学评论、批判性的“编者按”,到80年代逐步厘清

罗伯-格里耶创作与新小说派的联系,强调其流派特征,再到90年始重视将其作为独立作家进行研究,我国逐渐形成了对罗伯-格里耶研究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是,如果将中国的研究与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对罗伯-格里耶的研究相比,我国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伯-格里耶早期的作品上,对其中后期作品大多还没有专文评介.研究角度也多集中于对具体小说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理念和创作观的批评以及对他和新小说的总体综述存在较多重复.

其次,我国对罗伯-格里耶电影的研究明显不足.西方学界将罗伯-格里耶界定为小说家和电影大师,甚至许多年轻人先知道他的电影,之后才知道他的小说.作为导演,罗伯-格里耶共指导过10部电影,其中5部他同时兼做编剧.罗伯-格里耶在法国《读书》杂志的访问中曾说道：“我的小说算不上畅销,《幽会的房子》在出版当年应该卖出了三四万册,而我的电影,曾在两个月期间,在巴黎一地就有十五万人次的观众.”{5}在他看来小说和电影是相通的,他的小说是电影化的小说,他的电影是小说化的电影.我国对其电影研究的不足必将妨碍对其艺术世界的总体把握.

再次,我国对罗伯-格里耶翻译作品的研究涉猎很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专门的翻译研究和译本比较研究,仅仅只是在综述性文章中一带而过.另外,法国新小说与新浪潮电影对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究竟有多大影响,二者的关系如何,却鲜有论述.

针对以上不足,我国有关罗伯-格里耶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

1.与其他“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的比较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罗伯-格里耶的研究大多是对其的独立研究,与其他三位“新小说派”代表人物――克洛德西蒙、娜塔丽萨洛特与米歇尔布托尔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我国对这三位同样是“新小说派”重要代表人物的译介少得可怜,这与对罗伯-格里耶的翻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对于“新小说派”研究的不均衡使得对新小说的总体认识有失全面.未来可期待有关对“新小说派”作家的整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更多成果.

2.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的影响研究 罗伯-

格里耶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被中国读者热捧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需求相吻合.当时中国文学、中国电影正处于迷茫期,期待找到突破口与新阵地,中国先锋文学、实验文学与法国新小说的关系,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第五六代导演的作品与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关系均值得研究.

3.电影研究 虽然国内对罗伯-格里耶的剧本有部分翻译,但由于他的电影大多有镜头,因此在我国仅仅有过小范围的点映,这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罗伯-格里耶电影的研究.因此,对罗伯-格里耶电影及其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研究存在很大空间.

4.大众传媒研究 罗伯-格里耶曾分别在1988

年、1998年和2005年三次访华,尤其是后两次,我国媒体进行了大量跟踪报道.1998年罗伯-格里耶出席《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首发仪式标志着罗伯-格里耶市场营销的开始.大众媒体对他的报道大幅增加,影响力和受众面扩大,使得罗伯-格里耶在大众读者中的知名度大大增加.2005年“中法文化年”间罗伯-格里耶受邀访华并获得图书展“特别贡献奖”.2008年

罗伯-格里耶去世,国内出现了近50篇纪念性文章.如若对大众媒体的报道进行整理,便可探究罗伯-格里耶走入中国大众视野的路径与方法,以补充我国罗伯-格里耶的研究.

5.接受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 比较罗伯-格里耶中文版与法语版作品的封面、序言、书评等,研究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与演变,分析和探索如何在异国文化中推广文学作品；研究译者、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对选题、翻译、出版、促销等进行分析,将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 张唯嘉：《中国的罗伯-格里耶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

{2} 柳鸣九、朱虹：《法国“新小说派”剖视》,《世界文学》1963年第6期.

{3} http：//epaper.jinghua.//2008-02/20/content_215256..

{4} 王长才：《如何理解罗伯-格里耶?――兼与张唯嘉教授商榷》,《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5} 卡特丽娜阿尔冈、谈亚锦：《罗布-格里耶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

作 者：唐 铎,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国文学和翻译的学习与研究.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