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的两首诗

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诗歌的翻译尤其如此.钱钟书先生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林纾的翻译》)按照钱先生的标准,臻于化境的译诗其实是很少的.即使是高水平的大师,在翻译同一个作者的作品时,也会各有高下,这首你译得好一些,那首则是他译得好一些,如果每一首译作都想独占鳌头,恐怕不容易做到.

试以普希金的诗歌为例.乌兰汗先生的一首译作是这样的：“如果生活将你欺骗,／不必忧伤,不必心寒！／懊丧的日子你要容忍：／欢乐的时刻会来临.／／心灵总是憧憬未来,／现实让人感到枯燥：／一切转眼即逝,成为过去；／而过去的一切,都会显得美妙.”总体而言,诗译得还不错,但由于译者选择了介词结构“将你欺骗”,韵脚又没有尽量整齐划一,所以略显生硬.再看查良铮先生的翻译：“检测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译作相对比较自然,几乎是一韵到底,因此读起来琅琅上口,窃以为比乌兰汗的译笔更有声韵之美.

《致恰达耶夫》是普希金的另一首广为传诵的名篇.先看查良铮的翻译：“爱情、希望、平静的荣誉／都曾骗过我们一阵痴情,／去了,去了,啊,青春的欢愉,／像梦,像朝雾似的无影无踪；／然而,我们还有一个意愿／在心里燃烧：专制的迫害,正笼罩着头顶,我们都在／迫切地倾听着祖国的呼唤.／我们不安地为希望所折磨,／切盼着神圣的自由的来临,／就像一个年轻的恋人,等待他的真情约会的一刻,／朋友啊！趁我们为自由沸腾,／趁这颗正直的心还在蓬勃,／让我们倾注这整个心灵,／以它美丽的火焰献给祖国！,同志啊,相信吧：幸福的星／就要升起,放射迷人的光芒,／俄罗斯会从睡梦中跃起,／而在专制政体的废墟上,我们的名字将被人铭记！”再看乌兰汗的翻译：“欺瞒用爱情,用希望,用荣誉,惯养不了我们多长时间,／少年时代的戏耍如同梦／如同晨雾,已经消散.／／身在恶劣的政权重压下／热望还在胸中燃烧,／我们那颗忍无可忍的心／时刻等候祖国的召唤.／／我们的希望填膺,焦急地等待,那神圣的自由的瞬间,／如同年轻的恋人在期盼／坚贞不渝的幽会出现.／只要我们的心还在为荣耀存在,／还喷射着自由之火,／我的朋友啊,让我们把满腔深情／托付给我们的祖国！,／同志,相信吧：那颗迷人的幸福之星／会升起来,／俄罗斯会从梦魇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瓦砾上／会写上我们的姓名！”两者的译笔,同样澎湃,很难说孰优孰劣,但乌兰汗的翻译有分段,层次鲜明,语句也相对简练一些,尤其是最后一节,韵脚选得很好,读起来铿锵有力,颇能振奋精神.

《致恰达耶夫》写于1818年,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十二月党人中广泛流传,激励他们奋起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1836年,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矛头直指俄国的专制制度.恰达耶夫由此被当局宣布为“疯子”,每天都受到“医生”的严密监视,《望远镜》杂志也随即被关闭,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刘文飞先生在《译者序》中指出：“《哲学书简》对于俄国文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观点和结论,而在于它较早地向人们展示出了思想的力量和意义,使俄国初步具有了自省意识、批判精神和思辨传统.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之于其民族和国家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不佩服普希金的独特眼光与先见之明.

“同志,相信吧：那颗迷人的幸福之星／会升起来,／俄罗斯会从梦魇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瓦砾上／会写上我们的姓名！”――放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梦魇中苏醒的,又岂只是俄罗斯为了争自由、争而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勇士,又岂只是普希金、恰达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