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定中国译名标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新华社译名室便开始管理起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译名,凡是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中露面的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等,都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从北京宣武门的新华通讯社某座灰色建筑上至3层,拐上几道弯,远远瞥见深黄发旧的木门上贴着蓝色的小牌子:译名室.推门进去,3间办公室被各种工具书和纸张资料堆积得满满当当.8位译名工作者忙碌的一天从上午8时开始,他们一边要对着许多闻所未闻的外文专名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一边要和不同的罗马字母、英文字母、希腊字母、韩文音节、片检测名和平检测名“搏斗”,一边还要接洽各种纷繁复杂的辞书编纂类的活儿.

许多人想不到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新华社译名室便开始管理起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译名.凡是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中露面的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等,都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作为国家认定的唯一综合性译名单位,隶属《参考消息》报社的译名室也被称为“国外译名信息进入中国的海关”.

把世界译名管起来

在此工作的译员大多是翻译出身,由于要辅助《参考消息》的编辑作业,能进入译名室的工作人员需要在毕业后干上5-10年的翻译工作才能调入该部门.目前最年轻的一位译员是1975年出生的吴迪,而他的朋友们顶多只知道他是做翻译工作的,“很多人对译名完全没概念”.

可就是看似“没概念”的这份工作,在当年可是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建国初始,由于译名的不规范使用,同一个人物出现不同的译名,给了解情况和决策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周总理当时专门指示:“外国人名译名以新华社为准.”他还亲自提出整理改革了几个常用旧译,比如把“怯尼亚”改为“肯尼亚”,把“莫三鼻给”改为“莫桑比克”.

新华社的译名业务归口于译名室.自1950年代起,译名室曾以“辛华”为笔名,分语种编译了一批单行本的外国姓名译名手册,包括《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法语姓名译名手册》、《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意大利语姓名译名手册》、《日本姓氏手册》、《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罗马尼亚姓名译名手册》等.其中,《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还传到海外,l99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美国也翻印过此书,售价19美元.

狭窄的资料卡片房间,内容充实而衣装破旧.5个脱漆的木柜挤在一起,柜子中的几百个卡片格里,密密麻麻堆积着几十万张译名卡片.细细观摩这些,仿佛能望见当年那些经验丰富、长期专职从事中英文写作的老记者、老编辑捧着厚厚的辞典,反复核实确认的场景.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耳熟能详、在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权威资料和百科工具书.”在译名室工作整整20年的译员陈有明表示.他来的那会儿电脑工具还不存在,需要纯熟地运用这些卡片.

在各类外文的中文汉字译名规则上,新华社译名室研究出一整套规范而细致的西文拼写与汉字对应系统.据陈有明介绍,为了在人名的汉字选择上提供一个借以依据的规范,新华社译名室先后多次组织有关单位的学者专家制定出《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其本人也参与了词典的编撰工作.在词典的附录上,包容了55种语的常用译音表,按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则和规律明确规定了对应的汉字发音用字和词语.例为英语:di迪,ti蒂,1o洛,ro罗,li莱,ri赖,bo博,po波,lu卢,ru鲁,等等.

“英语一般是按音标翻译,其他语言多按字母.”据陈有明介绍,新华社各类文字稿件的编发上一直是按照要求严格遵循这套规则,从而避免产生译名辨识上的混乱.

在编译写作中,译名室特别强调“音译为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这三大原则,也是尊重历史和各国主权的体现.

许多驻华使节喜好起地道的中文名,比如历届的美国驻华大使们,从恒安石、芮效俭、尚慕杰到如今的洪博培,每个人早早翻译好了自己的名片.但由于早期的译著译名个性化十足,延续至今形成了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历史遗留译名.许多已为中国人习用而耳熟能详的译名就仍然保留旧译:比如凯瑟琳女皇为叶卡捷琳娜,萧伯纳不必改为伯纳萧,仲马不必改为杜马,安徒生不必改为安德森,福尔摩斯没有必要变成霍姆斯,拿破仑也不需要变成纳波里昂,哪怕其中被冠以一个刺眼的“破”字.

另一方面,用词也需谨慎,怪癖字和有贬义的词汇也尽量不用.“比如几个字刚好组合如果有不好的谐音,一般也会回避.”陈有明表示.

通过外交渠道改名不易

去年年底,曾出现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改名为欧巴马”的新闻.现任美国总统的全名在新华社的译名库里是“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这一姓名用法于2004年11月3日存储入库.译名室负责人衷爽向记者表示,奥巴马这个姓氏在非洲国家肯尼亚的一些部落很普遍,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翻译.“如果他改了那个家族的名字都会受影响.”

若不是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要求”,奥巴马想改名很难成功.但关心中文译名的外国政要并不在少数.

2003年,被西方称为“强人”的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将其中文名字改为“云升”.尽管洪森不是中国人,但他听从身边华人朋友和中文专家的建议,认为“云升”比“洪森”的寓意好.为此,柬埔寨方面通过中国外交部致函新华社,“希望新华社今后对首相的改名予以理解”.

但改名之后,麻烦却接踵而至.当时华文媒体亮出“云升”这个名字后,许多读者就不断打询问柬埔寨是不是换了新首相.更要命的是在政府部门颁布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中,两个名字皆存在.法律专家担心,这很容易引起一些法律上的麻烦.不到一年,新华社信息中心接收到外交部来函,通知恢复洪森的原中文译名.

但偶尔也有例外.法国总统萨科奇(Sarkozy)当初其实译名为“萨尔科奇”.“由于他是匈牙利后裔,所以名字中的r应该发音,但对方认为3个字更好吧.”陈有明对此解释.好在那个名字是其刚刚当总统时通过外交途径改的,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冲击.

“政要的名字毕竟是个符号,成为公众都认识的人之后就不应该随便改动,要知道改动人名的一个字,有可能给国家带来难以预计的损失.”几位译员皆表示.过去韩国首都“汉城”改名“首尔”,就让中方十分为难,毕竟,这涉及各类书本文摘乃至地图史册的改动.

奥运译名大作战

“我们的工作就是块硬骨头,一点肉都没有.”陈有明一面笑着,一面搬出厚厚的一捆大部头.他所参与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每年都会出一套关于生物名词、军事名词等分类细致的工具书,“这个就相当于是国家标佳”.

2000年前后,挂靠在民政部下面的国际地名研究所已经就德、英、法、葡、西、俄这几种语言对于地名翻译制定了国家标准,将罗马字母转写为汉字.“基于军事用途的考量,地名可能更受人重视,但将来人名翻译应该也走这条路,”陈有明说道,“很多人说名字就是个代号,干嘛那么认真,但是我们不认真不行,因为有些人会名垂千古.”

2008年,译名室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两个月内,当时译名室的7人小组要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3.6万名外国人翻译正确的中文名字.他们中包括外国首脑、政府官员、行政人员、运动员、国外志愿者、记者,甚至还要翻译马匹的名字.

与这些艰巨的翻译任务相比,让译员们更头疼的则是外界的“望文生音”.“很多人不管看到什么名字,全部按照英文翻译,很容易出错.”几位译员对此颇为无奈.在他们眼里,语言的源头最重要,一位合格的译名工作者对名字所在的历史的横向和纵向皆要了解.比如几大文明发源地,还有各国历史、宗教、文化均要有所涉猎.而每当一个新的内阁改组,外交部都会与译名室进行交流,确定名单.

“这就要求我们是杂家,而非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译员常雷表示.而新闻行业一贯抢时效性,也要求译员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判断.

即使如此,许多姓名仍过于光怪陆离.比如柬埔寨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并且贵族有姓而平民无姓,老挝则相反,前也门国王正式用名有11段,真正的名字是第7段的“艾哈迈德”,整个11段的意思是:真正的教诲的助手,宗教领袖感恩者叶海亚的儿子艾哈迈德.

闻所未闻的远不只人名.单纯从翻译角度来看,译名室的工具书覆盖面也很惊人.从国家的机构名、外交官名录、社团组织、企业名册,到建筑物、土木机械、经济会计,再到军事海事、油矿污染、飞机坦克,可谓无所不合.如今搁在书柜外的是常用的,老一批的词典早已压挤在书柜内侧,蒙上了灰尘.

网络时代增生译名难题

曾几何时,译员们都是依靠卡片,竖着书写规整后便于择字排版.到1995年新华社开始着手搞网络,这才将卡片信息录入电脑,直到l997年都是“双轨”操作.l999年,常雷进入译名室,l0年之后他感慨良多.“原来新华社一家独大,大家也都按照咱们的译名使用.可如今电视和网络媒体发展也很迅速,有的时候错误译名都铺天盖地了,等我们拿到手已经很晚了.”

这些被译员们戏称为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弊端”.译名室的“权威性”在信息如此畅通的年始“打折扣”.

吴迪对某些电视媒体颇有抱怨.“比如阿森纳主教练Wenger,是个法国人,明明应该叫‘旺热’,却被电视台叫成英国名字‘温格’,还有奥运会110米跨栏的古巴人‘罗伯斯’,也应该按西班牙语叫‘罗夫莱斯’.”

“翻译人名本身就不一定要死抠规则,遇到特殊情况未尝不能根据大众的喜好来选择译名.”常雷举例子,“比如是叫罗浮宫还是卢浮宫,不同工具书都会打架,所以我干脆就上百度搜索,哪个多,就意味着大众更接受什么”.

为加强译名统一规范,新华社原本希望将几个相关部门统一起来重新组合,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作罢.不过,相关规划工作仍在进行中.

在常雷看来,如今的译名室应该是国书资料室、专名翻译室和辞书编辑室三者的结合.“在工具书日渐丰富的情况下,与其说是译名,不如说是查名.”

(《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