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最后一封家书

傅雷的次子傅敏10年前从北京七中退休,他踏踏实实地在那里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前的职称是英语特级教师.傅敏说他很少提及家中“感到心痛”的往事,特别是每年到了9月3日,傅雷夫妇的日子,他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悲痛都发出来.

年少孤僻影响一生

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但是在我看来,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那高贵的品格.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最后选择悲壮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狱,染上了痨病,24岁去世,当时父亲只有4岁.奶奶不识字,但非常有见识.孤儿寡母,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小上海”的周浦.父亲小时候,奶奶对他管教极严,几乎整天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看到窗外绿树成荫,蝴蝶纷飞,父亲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不过,奶奶也是个善良、明事理的人,在族中很有威望,许多族里的事情都由她仲裁.父亲小时候很聪明,也非常调皮.他好几次偷吃祭祀的供品,被奶奶痛打；父亲那时念书念烦了,就变换花样,自得其乐,例如念到“孟子见梁惠王”时,他自作主张改念为“孟子见梁惠王,一块棉絮换两块糖”,奶奶听到了,对他又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少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顽劣.他12岁到上海南洋附小读书,因为离开了奶奶的严厉管教,自由无度,调皮捣蛋,结果被开除了.之后转到了天主教会学校徐汇公学（现在的徐汇中学）,念了3年,又因反宗教,再次遭开除.17岁时,他带头闹学潮,为了躲避抓捕,奶奶把他弄回了浦东.当时父亲有一个勤工俭学、在法国学纺织的表哥顾仑布,他动员父亲留学.父亲的姑母很开明,在她的劝说下,奶奶答应让父亲去留学,但唯一的要求是,让他走前与一个远房表妹订婚――也就是我母亲.于是,父亲订婚后于1928年初去了法国.

父亲的童年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没有多少欢乐,更多的是苦难与寂寞,这养成了父亲孤僻和乖戾的性格.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也使他后来很难适应社会,拒绝从俗,最终选择闭门译书,也由此成就了中国一个伟大的翻译巨匠.

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父亲留学和一般留学生目的不同,他根本没打算混一个学位镀金,而是为了获取知识,真正学到东西.他的语言悟性很强,去法国半年就能进行基本的法语对话.

父亲在法国时,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读了罗曼罗兰翻译的《贝多芬传》后,他嚎啕大哭.这部书为感到彷徨的父亲指明了方向.罗曼罗兰小说中的主人公,都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这些人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位法国专家,是个中国通,来到中国,发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柜里,都放着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在法国,这本书几乎见不到了.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写了一套来读,读后他才明白为什么这部书在中国那么流行.他说,这部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傅雷的翻译比原文还好,傅雷吃透了罗曼罗兰的心!

搭上反右末班车

父亲究竟是怎么戴上帽子的?直到几年前,周而复才告诉我其中的内幕.当时,对父亲已经开了九次批判会,父亲坚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上海的领导已经准备保护他过关,让柯灵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动员他只要做个检查就可以过关.开始父亲不同意,后来柯灵反复做工作,父亲终于同意了,由柯灵起草检查.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到了上海,说上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数量不够.结果为了凑数,父亲的名字被加到了名单上.这是1958年的4月底,父亲郁闷地搭上了反右的最后一班车.

那时,我想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哥哥傅聪,告诉他这些事情,但是母亲不让.其实哥哥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气氛的变化.这一年的8月,哥哥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哥哥当时选择出走英国,不惜背上“叛国分子”的名声,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从国内传出来的消息是,父亲不仅被打成了,还成了反革命,被抓了起来,这个消息传到哥哥耳朵里,让他感到震惊.

本来,他在波兰的学业要到1959年才结束.而1958年6月,中国大使馆就不断催他回国.经过和波兰政府的协调,毕业考试提前到1958年的12月.就在这个时候,哥哥决定到英国去.当时为了在欧洲各国演出方便,他的护照是各国通行的,因此不存在手续上的障碍.哥哥于圣诞前夜,登机去了英国.到达伦敦后,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规定：第一不入英国籍,第二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第三不去台湾.后来,经纪人求他,因为不入英国籍没办法演出,他才加入了英国籍.

被打成,哥哥出走,都令父亲的晚年生活痛苦不堪,心灵备受煎熬,身体也非常不好.因为长期工作,他的腰不好、眼睛老流眼泪,医生说,你再这么下去,眼睛要瞎掉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翻译了近150万字.我到现在才明白,父亲戴着帽子翻译《艺术哲学》,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离开这个现实,在艺术的世界里神游.

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

早在1958年父亲被划为的那天,他就想走不归路.那天他半夜两点多才回家,母亲急死了.父亲当时是考虑到我还在念书,考虑到我哥哥傅聪在波兰留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没有走绝路.否则按照他的性格,当时就走了.

1966年,在他前一个礼拜,我在北京,曾给家里打过一个,是妈妈接的,已经感觉气氛很紧张,但我当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后来听父母的老朋友讲,在他前两周,曾经与朋友聚会商量过,大家知道要劝我父亲留下是不可能的,竭力劝他让我妈妈留下,这也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想,妈妈还是走的好,要不,以后这么多苦难,肯定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她怎么承受得了呢?如果我在上海,有可能妈妈会留下,但也有可能我跟他们一起走了!

现在看来,父亲对死早就有准备.在新版的《傅雷家书》中,增加了一封父亲写给哥哥的信,这是他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过去没有发现.在这封信里,已经流露出父亲赴死的念头.

这封信曾经刊登在香港的一家杂志上,是前几年陈子善教授发现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给儿子和儿媳的.父亲在信里写道：“有关凌霄（傅聪儿子）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尤其是妈妈,她自从七月初就不停数日子.‘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昨晚她说：‘现在只剩下三天了.’那语气,简直像小宝宝就跟在她身边似的.”“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真是赏心乐事!想象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已经预示父亲走向不归路的决心.

1966年8月底,父母接连遭遇抄家和“批斗”,9月3日,父亲傅雷和母亲朱梅馥一起留下遗书身亡.一个细节是,在自尽前,他们先把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目的是不让方凳被踢倒时发出声响,让别人发觉.赴死的决心是如此坚决.在父亲最后的遗嘱中,他把一切都做了详细的交代,那么平静,那么坦荡,就好像出远门旅行一样.

（摘自《环球人物》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