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初进外交部

吴建民大学毕业后,被外交部选中留在翻译班里深造,直到1961年才走上工作岗位.但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不在外交部,而是被借调到团外派到在匈牙利的世界青年联盟总部作翻译.4年后他奉命回国,真正走进外交部.

为做翻译

吴建民于1965年9月离开了布达佩斯.此前,在布达佩斯的4年中,他无暇游览风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占满了他的生活,连他在这里掌握的第二、第三外语,其原动力也主要源自斗争的需求.离开世界青联总部,就回使馆,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点一线之间,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个电影,就很让人高兴了.”也许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年轻而活跃的吴建民只能把全部精力投于外语学习.

回到外交部的吴建民受到了部里重视.出身工人阶级,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员,这样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更何况像吴建民这般年轻,常驻过国际组织,有多边外交经历,到过许多国家,见识过中国与苏联等国家外交代表之间面对面交锋的场面,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外交部还真没有几位.

在吴建民回国前,外交部的一位副处长还曾到布达佩斯对他做了一番业务考察,认为他的外语确实不错.所以吴建民回国后,即被安排进了新组建的口译组.

外交部原本没有专门的口译部门,因为周恩来几度说了口译非常重要的话,外交部遂于1965年底在翻译处里设了口译组.吴建民记得当时口译组里的法语翻译,就范国祥和他两个人.有意思的是范国祥于1989年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而7年后此职的接任者正是吴建民,他们都在粉碎西方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企图的斗争中,留下了有声有色的业绩.

当时口译组的副组长是冀朝铸,他从朝鲜停战谈判时就做翻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要交谈的照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是英语口译的负责人,组中的译员有唐闻生、张毅君、徐尔维、楼晓燕等.后来与吴建民结为夫妻的施燕华,也来到口译组,而且两人办公几乎“门当户对”.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吴建民来到外交部没多久,其人生的又一个第一次就降临了,为最高领袖做翻译.那是1965年的11月,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

中国同刚果（布）建交是在1964年2月,时值马桑巴―代巴刚刚推翻亲西方的尤卢政权.他领导的新刚果（布）政府奉行联合进步力量,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国内旧势力的颠覆,马桑巴―代巴积极寻求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合作.建交当年,马桑巴―代巴就两到中国,其中一次是秘密来华寻求援助.中国为帮助刚果（布）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在物力和财力上对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1965年,马桑巴―代巴政府两度粉碎了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支持的刺杀和颠覆阴谋,使用中国提供的现汇援助,组建民防团武装,并请中国派专家帮助训练.与此同时,马桑巴―代巴还顶住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其断绝同中国关系的压力,表示对刚中友谊绝不翻悔.这一年,刚果（布）同中国的友好往来大大超过以往,相互间的访问近20次.

马桑巴―代巴夫人的来访是互访中的一次,她到中国后,受到主席的亲自接见.那天,吴建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毕竟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因此出现在会见厅时,吴建民不免感觉激动和紧张,心里怦怦直跳等

在外交部的许多高级翻译中,第一次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做翻译时,大都留下过极度紧张的典故.

比如20世纪70年代经常出现在身侧的英语翻译唐闻生,第一次被派做翻译时,居然紧张得几乎晕了过去.那是1966年7月,在武汉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代表.外交部为此次接见配备了三名翻译,一是法语翻译齐宗华、一是阿拉伯语翻译郑达庸、英语翻译临时选定由唐闻生担任.唐闻生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连连推脱,最后因无人顶替不得不从命.可到了要进接见会场给翻译那一刻,忐忑了许久的唐闻生还是没能控制住紧张情绪,几乎虚脱.在周围人的一再呼唤下,她才又睁开眼,被齐宗华等簇拥着,颤巍巍走向接见大厅.若不是廖承志救星似的来通知“主席不准备讲话了”,唐闻生真不知道她的第一次会是什么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就给周恩来当翻译的过家鼎,在回溯翻译往事时曾揭过他的继任者的老底,“冀朝柱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冀朝铸在自己的回忆里,则讲了个他第一次给周恩来做翻译就在中途被叫停“下岗”的故事.

那是1956年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国宴上,礼宾司安排他为周恩来的祝酒讲话做翻译.周总理致辞有中文稿,冀朝铸也拿到了英文译稿,周恩来念一段,他就照英文译稿读一段.谁知周恩来看到讲话稿里没有提当时陪同尼泊尔首相来访的尼泊尔执政党领袖,就临时加了几句赞扬尼泊尔执政党领袖的话,冀朝铸没注意到周恩来突然脱离讲稿,增加了内容,依然低着头照着英文译稿宣读.周恩来立即发现了,回过头来很客气地对他说：“不对,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结果周恩来祝酒讲话未完,冀朝铸就被从第一桌请到最后一桌,当着全体贵宾的面出了“洋相”.

吴建民的第一次,比唐闻生、冀朝铸的情况要好一些.一来毕竟有了几年在国际会议上唇舌剑争论场面翻译的砺练,连十分被动的情景也对付过几回了；二来与马桑巴―代巴夫人的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

1967年9月26日到10月10日,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访问中国,会见了他,吴建民又一次为做翻译.而就在努马扎莱此次来华访问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和刚果（布）两国关系的事件,对此非常生气,在和努马扎莱见面时,就谈到了这件事情,并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的负责人.

事件的起因是在10月1日前夕,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按常例在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中国使馆的负责人受国内正处于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顾所在国政府的反对,硬要在招待会讲话稿中点名批评苏联.而且在讲话中只提努马扎莱的名字,对总统马桑巴―代巴忽略不提.如此一来,刚果（布）方面强烈抵制,其内阁成员、执政党政治局委员以上官员,工会、青年、妇女组织负责人,全都没有出席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中国使馆的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国介入刚果(布)内部斗争的误解.因为当时总统马桑巴―代巴同总理努马扎莱在政见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而且马桑巴―代巴已经对努马扎莱派力量发展过快心存忌惮.讲话稿只提努马扎莱不提马桑巴―代巴,置正在中国访问的努马扎莱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亦将导致他与马桑巴―代巴更加难以相处.因此,在会见努马扎莱的时候,对他明确表示说：“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有人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将人家接受不了的强加于人’”.吴建民说他至今还记得的原话：“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按吴建民当时的猜想,说的外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应该是指苏联.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对大国沙文主义都极为反感.对这一点,吴建民在和周恩来总理接触时,也分明地感觉到了.

还特别关照努马扎莱,请他回国后“问候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回去”.吴建民后来得知,为中国大使馆的这次错误举动,周恩来也专门向努马扎莱做了解释.

为做翻译的情况不多,但在很少的接触中,吴建民感觉神思飘逸,语言特别生动,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悠长富含哲理的话语.他称非洲人是“有色金属”,就一般人的理解,有色金属要比普通金属更稀有贵重,以此幽默的比喻,表达了他对来自非洲的客人的友好和尊重.

在当时,吴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好自己的翻译,他还不清楚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非洲是斗争的前线”的外交战略思想,也未曾着意思考、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袖们何以如此重视同这些非洲弱小国家发展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与这些国家的元首、政要们见面恳谈,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受到了那么空前的关注.

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提案,吴建民听到了关于立即组团赴会指示的传达.在指示中说：马上组团去,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他这才感到作为政治伟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意识到在正确的筹谋决策指导下,持之以恒的外交耕耘会结出怎样的硕果.

一年三次出访柬埔寨

吴建民到口译组以后的第一次重要出访,是1966年初随李先念访问柬埔寨.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关系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段,两国间高层的往来突然间频繁起来.在1954年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就力图取代法国控制柬埔寨,先是以美援拉拢,继而是威逼,唆使泰国、南越对柬埔寨实行经济封锁,挑起边境事端.1958年6月,美国乘柬埔寨国内局势动荡,唆使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上丁省.处于困境的柬埔寨,在急需支持时,得到来自中国的有力支持和援助,两国随即建交.60年代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为切断南越反美武装与外界的联系,美国又通过南越、泰国对柬施压,不断侵犯柬埔寨领土、领空,甚至对柬提出领土要求.就在此刻,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明确表示在“柬埔寨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可以指望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支持.”由此,柬埔寨也更加亲近中国,这使得美国对柬埔寨逾加不满,加紧了对柬的挑衅.这反而导致柬埔寨反美援越的态度更趋明朗.1965年5月,西哈努克毅然断绝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一个独立不久、经济上相当困难、政治上面临很大压力的小国,敢于坚持原则,与“超级大国”对峙,其国家领导人的胆识和魄力令人钦佩.对此,中国外交部长陈毅情不自禁地写下赞誉的诗句：“勇哉柬埔寨,独立天地间.复国反法帝,坚心拒美援.和平树功业,建设战艰难.声誉日洋溢,功归领导贤.”与此同时,中国加大了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

1965年“十一”前夕,中国邀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西哈努克到中国后,、刘少奇、周恩来一起会见了他.说：“你们拒绝了美援,前几年来时,情绪上有些忧虑,那时我还担心你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是不是能顶得住.现在看来,形势变了,你们很有信心,也不怕美国、泰国和西贡了.柬埔寨所以能够顶住美国及其仆从的压力,是因为执行的政策是得人心的”.西哈努克说：“我们拒绝美援就好像戒毒一样,刘少奇主席曾说‘美援如同,抽抽上瘾后,开始想要不抽时,就很困难,但经过几个月后,就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好起来了”.说：“这很好,很不容易.”

本来,西哈努克的行程安排是访问中国后,到朝鲜、苏联和东欧访问.但西哈努克在中国讲话时批评了大国的核垄断,苏联不太高兴,表示不能接待他了.中国遂邀请西哈努克访问朝鲜后继续在中国访问,陈毅和夫人张茜还陪同亲王夫妇游览了四川.

同年11月,柬埔寨首相朗诺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单独和他会面时提出：中国希望通过柬向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提供粮食、食盐、药品,还准备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所有运费、手续费都由中国承担.请他向西哈努克转达.朗诺向西哈努克汇报后答复中国,柬一贯支持解阵,同意通过柬向解阵供应物资.

1966年初,越南南方解阵向柬埔寨试探性提出军火过境问题,并要求中国与柬埔寨商议军用物资经柬国土到越南南方.周恩来遂指示中国驻柬大使陈叔亮将此直接转告西哈努克.柬政府经缜密研究,同意军用物资过境,但要求“一定做到迅速、利落、保密”.从此,柬埔寨成为中国向越南南方解阵提供军用物资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一条从中国经越南北方、老挝、柬埔寨到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小道”开辟了,在尔后两年半的时间里,通过柬埔寨输送到越南南方解阵的各种物资近3万吨.

李先念对柬埔寨的访问,就在商议开辟这条后来被称为抗美“生命线”的“胡志明小道”期间.在那个时候,稳定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对支持越南南方的抗美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时柬埔寨对李先念一行的接待,十分热情周到.李先念是中国的副总理,而柬方出来接待却是首相宋双,规格是很高的.中国代表团下榻在柬埔寨政府大厦,相当于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西哈努克亲王对李先念的安全很重视,给代表团吃的饭菜,端上桌前都安排人先试吃,怕有人下毒.

访问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曾设宴招待代表团,和柬方的会谈也谈得融洽.吴建民回忆说这次出访他的任务不是很繁重,翻译的难度也不大.李先念的主要讲话,都有事先拟好的稿子.手里有讲话文稿,对翻译来说就轻松了许多.

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参观了世界八大奇观之一的吴哥窟,陪同的柬方人员问李先念要不要爬到顶,并介绍说刘少奇主席来访问的时候就爬到顶上去了.李先念听了吴建民的翻译后说：“刘主席上去了,那我也一定要爬到顶上去.”

吴建民还记得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中有后来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汪道涵,他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参观访问中,有时要写个题词什么的,碰到这种时候,李先念总说我的字写得不好,老推汪道涵写,最后他签个名.在和李先念的接触中,吴建民感到他待人和蔼,很好相处.

柬埔寨方面对张茜的接待似乎更费心思.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提议夫人积极参与外交,在李先念之后,吴建民又再度前往柬埔寨.此次他陪同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的夫人张茜,她率领的是中国柬埔寨友好代表团.西哈努克亲王一家和陈毅一家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交情,陈毅曾写过好几篇歌颂中柬友谊的诗词,西哈努克亲王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对这些诗篇心领神会.20世纪6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把两个儿子送到中国受教育,陈毅对两位王子非常关心,时不时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做客.

吴建民感觉柬埔寨方面对张茜的接待,似乎超过了对李先念的规格.李先念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只和他见了一次面,举办了一次宴会.而张茜到了柬埔寨,西哈努克和她会见了三次.代表团到外地游览,坐在观光游船上,看到岸上打出的标语竟然是“陈毅夫人万岁!”吴建民说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但都没有向国内反映.

在这次访问的接触中,张茜给吴建民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感觉张茜和西哈努克的会面谈得很好,很会做外交工作.其实,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提议要中国政府和外交领域高层领导的夫人积极参与外交工作.兼过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继任的陈毅,当然要首先以身作则.

随张茜访问柬埔寨之后,让吴建民想不到的是他会在一年间第三次来到柬埔寨.那是因为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派出了由33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

在体育运动中,有些项目是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员经常会有身体接触碰撞.在这次运动会上,在有些项目的竞赛中就出现了身体激烈冲撞的情况,特别是在与一些不太友好国家的运动队比赛的时候,中国的运动员对一些人过分的行为很生气,情绪也很受影响.

每遇这样的情况,黄中就得及时地、耐心细致地做运动员的工作.他一再告诫中国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无论如何不要动手,不能打架.你们要是觉得委屈,比赛回来就在我身上打两拳吧.”黄中这样说,运动员们确实还是能听得进去.黄中的不辞劳苦和高度负责,运动会期间代表团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吴建民看到这一切,对黄中心生好感.

在运动会期间,中国还派了一个杂技团到柬埔寨演出.按说杂技团去是为运动会助兴的,但也是因为受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结果把文娱演出弄成了宣传世界革命.在每场演出后演员们都要高喊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而且在这些人眼中,柬埔寨政府也被归于各国反动派的范畴之中.

那一年,吴建民已经27岁了,特别是经历了外交战线的6年洗礼,他对一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他觉得杂技代表团在柬埔寨这么搞不太合适.自己刚随张茜访问柬埔寨不久,从中感受到中柬稳定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刻两国关系友好,可这样一闹岂不是要引起柬埔寨方面的反感吗?不是把外交战线付出的辛劳都抵消了吗?在返回祖国的飞机上,吴建民忍不住对黄中讲：“杂技团搞得太‘红’了.”黄中比吴建民老成得多,而且一直有点心事重重的,但此刻他也冒了一句：“不知道他们是要革命还是反革命.”

在飞机快在广州降落的时候,黄中突然跟吴建民说：“麻烦你回到北京,给我家里打个,就说我已经回到国内了.”吴建民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自己给家里打.当他们到了广州一下飞机时,一群人就冲了过来,把黄中抓走了.原来,黄中对可能出现的遭遇早有思想准备.吴建民给黄中的家里打了,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黄中,也再没有听到过有关黄中的任何消息.

为周恩来总理当翻译

到外交部以后,吴建民曾数次在周恩来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当时的周恩来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吴建民能够放松一些,周恩来主动问到：“你是什么地方人?”听吴建民回答说是南京人,周恩来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因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在江浙一带的比较多,许多高水平的翻译也是那一带的人,比如60年代就给周恩来作过翻译的过家鼎就是上海人.吴建民的夫人施燕华记得,她第一次为周恩来做翻译时,周恩来也问过她是什么地方人,听施燕华答是祖籍浙江后,也说了一句“外交部江浙人真不少.”

更让吴建民难忘、而且对后来吴建民接人待物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周恩来的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和周恩来在一起,这一点马上就能让人感受出来.外宾来的时候,周恩来要到门口去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口.

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一些小国家的来宾,周恩来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尊重.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殖义大国的侵凌欺侮,又因为贫弱在国际事务中历来不受重视.故而周恩来的谦逊有礼平等相待,让他们尤为感动.周恩来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流露时,他就会立即指出.比如,去非洲有的同事嫌非洲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再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一字之差,大有文章,吴建民后来慢慢才懂得,总理尊重人家,特别是小国,所以总理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除了这些涉及原则的问题,周恩来十分注重认真外,他对一些细小事务也一丝不苟.周恩来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干净整洁.有几次,吴建民和外交部的人员到接见外宾现场,看见周恩来也来了,可过转眼间周恩来又不见了.年轻的他们感到好奇,就一边打听一边找,结果看到周恩来到旁边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周恩来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后,再出来时就觉得更精神了.

1969年9月,刚果（布）总理阿尔弗雷德拉乌尔率领政府代表团来访.在会见了代表团后,周恩来同代表团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从晚上11点开始,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5点,那是吴建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恩来做翻译.

在1967年以后,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在西方势力和苏联的拉拢和利诱下,逐渐改变了他最初奉行的政策,对内压制、打击进步力量,独断专行,对外放弃反帝反殖斗争,甚至公开表明“不应把我们的政策建筑在反对帝国主义上面”.而总理努马扎莱则主张坚持反帝反殖,加强同中国友好.双方分歧日益尖锐,以致在1968年初,马桑巴―代巴撤消了努马扎莱的总理职务.1969年7月,以马里安恩古瓦比为首的进步军官和努马扎莱联手发动“七三一”运动,推翻了马桑巴―代巴.此后,恩古瓦比出任刚果（布）总统,他顶住了苏联的利诱和压力,坚持同中国友好的政策,拉乌尔率领政府代表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华的.

拉乌尔向周恩来介绍了中部非洲的政治形势,美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刚果（布）四面受敌的处境.他说刚果（布）政府准备在1969年底把法国控制的铁路、港口收归国有,与法对抗,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认为恩古瓦比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抓军队,巩固政权,如果马上将铁路、港口收归国有,会遭到法国和周围国家的反对.周恩来告诫说：不要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必须警惕刚果河对岸有一个更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拉乌尔感到周恩来的意见很中肯,表示在对法国的态度上将尊重中国的意见.随后还谈了中国对刚果（布）的财政贷款、军事援助、经济技术合作等问题.谈话时间很长,参加会谈的李先念在旁边一个劲地看表,几次提醒说：“总理,两点了.”“总理,三点了等”但周恩来并没有结束会谈,直到5点,天已微明.

谈完后,周恩来像往常一样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口.门一开,一阵晨风吹来,吴建民分明地感到丝丝凉意.那一晚一翻译就是6个小时,很辛苦.但年轻的吴建民完全被周恩来的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所感染,竟然越翻译越精神,中间一次厕所也没上,一直翻译了下来.送走了刚果（布）的外宾,周恩来对吴建民说：“辛苦啦.”继而表扬说：“你这个人精干.”

吴建民回忆说,当时刚果（布）方面希望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经济支持,周恩来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主张更多的还是要通过贸易的方式,互利互惠.周恩来讲了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主要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远水解不了近渴.”

虽然,吴建民与周恩来的接触是有数的那么几次,但每次都有可回溯的故事.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参加招待会,吴建民当时也到了现场.他在周恩来旁边,听到周恩来和萧劲光在闲聊.他们说到了一件往事,萧劲光是当事人,亲身经历了那件事的全过程,但他却说不完全了,而周恩来却把这件事娓娓道来,一清二楚.萧劲光说：“哎呀总理,你的记性真是不得了.我这个当事人都不记得了,你却记得清清楚楚.”他感觉周恩来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

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常常会感到紧张,因为他有时会突然提一些问题.一次,他突然问道：“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号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周恩来问吴建民,吴建民也答不出来.当时礼宾司的司长韩叙也在场,他也不知道,便立即打问,随之问了出来,就回答说：“是1944年6月6号.”周恩来马上就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吴建民对周恩来更为深刻的记忆,是他亲身经历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力挽外交危局的那一次重要会谈,那是一场政治家与智者的对话.

1964年6月18日成立了柬埔寨中国友好协会,西哈努克亲自出任了“名誉主席”,第一任主席是柬埔寨首任驻中国大使兰涅特.后来,被西哈努克赶进丛林的三位著名左派国会议员之一符宁,担任了柬中友好协会的第二副主席.从柬中友协成立到1966年,是中柬关系友好的第一个蜜月期,两国互访频繁,柬中友协亦于1965年、1966年组团来华.柬中友协领导人的左派色彩,柬中友协的亲华倾向,在柬埔寨人眼中是显而易见的.1966年张茜率中柬友好代表团访问柬埔寨时,柬中友协主席兰涅特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不仅盛赞柬中友谊,甚至还操着与“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国内颇为相似的口吻,称“有威望很高的领袖主席的思想武装起来的7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强大后盾”.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为鼎沸的1967年,把中国视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标榜,对无限崇拜的热潮,通过华侨、华裔扩散到了海外,波及最先的当属东南亚.在柬埔寨的华文报纸是,也有出现了“柬埔寨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敬仰”这样的口号.柬中友协的领导人,更是屡屡发表赞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讲话.

据1969年6月紧急赴柬埔寨就任的大使康矛召回忆,在1967年6月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被调回国后,使馆临时负责人和造反派受“”思潮影响,背离中国一贯的对柬政策,做出了一系列在柬埔寨执政者看来是危及两国正常关系的举动.例如新华分社在相关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述评中,引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含沙射影西哈努克.加之当时有许多柬埔寨的学生轮流到中国使馆参加劳动,被外电歪曲渲染为中国使馆在训练“柬埔寨红卫兵”.

这一切使得西哈努克日益不安起来.他忧虑柬中友协和左派势力的过分活跃,势必会动摇国王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使馆的举动,一方面是对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辱慢,一方面是在干预柬埔寨的内政.他遂于恼怒中首先做出了解散柬中友协的反应.

孰料,西哈努克的决断引起了已由造反派掌权的中国柬埔寨友好协会的强力反弹,他们随即以协会名义给柬中友协发了一封“致敬”电文,以示“声援”.电文中充满激烈言辞,其最后“打倒各国反对派”的口号,矛头所向十分明显.柬埔寨的一家华文报纸《新闻报》,在拿到这份充满味的电文后,居然全文刊出.而紧接着,一家华文报刊又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评论.震怒中的西哈努克,再度做出反应,于9月11日封杀5家华文报纸,柬埔寨的华文报纸一日间荡然无存.

西哈努克本来就疑心在这些华文报纸的背后,有中国人插手.恰在此时,左派议员符宁向他递交了有诸多机构具名的要求恢复柬中友协的书,这更让他有理由相信,他所遭遇的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个攻击”.怒不可遏的西哈努克当即警告符宁：“你已不再是一个柬埔寨人.由于你使人民来反对你的国家和民族,你已经完全背叛了人民.这是一种叛国行为.”并威胁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迫使符宁逃进丛林,投身柬埔寨武装――红色高棉.

9月13日,西哈努克在金边的群众集会上讲话,公开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在北京的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随即接到带领使馆人员归国的指令,这等于是单方面宣布与中国断交.

吴建民回忆说：在张岗14日循例向中国外交部辞行时,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韩念龙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百般劝说挽留,但以韩念龙的地位和影响力,根本不可能使张岗的态度有丝毫松动.韩念龙着急了,赶紧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随即于当日临近12点时,紧急约见张岗.吴建民作为翻译,也按时赶到了约见地点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

双方落座后,周恩来很快就把话题导入撤馆事件.吴建民记得周恩来说：两国建交快1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令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西哈努克亲王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许多话,有些说法我是不同意的,但我现在不予置评.今天只谈撤馆问题.我一向都很尊重西哈努克亲王.中国对柬埔寨的友好政策是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中柬关系.直到现在,我们中国政府发展同柬埔寨的友好关系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

周恩来还解释说：我们有些人的讲话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像上个月发生的火烧英国在北京的处,群众的某些行为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他诚恳地对张岗说：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做出努力.

但张岗并没有马上被说服.他是一位有着丰富从政经历的外交官,曾先后担任过柬埔寨的外交、财政大臣,在使华前曾持节蒙古、朝鲜.他还是位华裔,非常精通中国式的辞令,他那天同周恩来的对话中,言谈和思维相当机敏.因为他接到国内撤馆的指令,不折不扣执行是他的职责,但同时他又不能把回转的路径全堵死.

他对周恩来说：“目前贵国的形势比较乱,您看看,连陈毅外长都受到冲击,被揪来揪去的,所以亲王要我们此刻撤离中国.”说到此,他一眼瞥到桌上的茶杯,随手拿了起来：“总理阁下,您看这个瓷杯,漂亮完好.可一旦打碎了,即使修复起来也会留下裂痕.如果我们在有可能打碎之前,先把它好,待安稳的时候再拿出来,就能永保其漂亮完好等”吴建民说,他当时在场听到张岗如此信手拈来的妙喻,也不能不暗下称奇.

但周恩来依然耐心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说：你们使馆在北京的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撤馆对于中柬两国近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很严重的损失.请你报告亲王,先不要撤馆.中国使馆可能也有错误,对此我将亲自过问.他再一次强调：我的意见,你一定要告诉亲王.

艰难的谈话持续到了翌日凌晨2点,张岗同意将周恩来的完整意思准确无误地报告给西哈努克.周恩来依照惯例把张岗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口,在握别之际,吴建民替周恩来翻译了最后一句话：“我想你也许不会走.”张岗当时接了一句：“但愿如此.”

吴建民还记得,在送走了张岗后,周恩来回到了会客厅,对在现场的中国工作人员说：“陈老总是不应随便批斗的.”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自己的国家若失去了威信,受影响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外交信誉.

后来,张岗大使在会面后马上与亲王通.将周总理的意见转达西哈努克,亲王的火气就消了许多,同意暂缓撤馆. 9月18日,西哈努克在金边的群众大会讲话上说,“张岗大使告诉我,周恩来说发展柬中友好关系政策不变,周恩来讲话我相信,我决定不撤馆了”.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思潮影响到外交战线,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外交工作,使当时的中国在多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外交战线一再收缩、险象环生,在中国周边地区,到1967年8月间,中国与蒙古、印度、朝鲜关系更趋恶化,在东南亚地区则与已有外交关系的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处于断交边缘,如果此刻再失去柬埔寨这样的友邦,势将引发更不堪的连锁反应.周恩来以他的外交睿智和坚韧,力挽危局,最终让撤馆风波化于无形.吴建民看到事情的发展,正像周恩来的估计的那样,张岗大使没有走,直到1969年1月奉调离任.

伟人是最好的老师,向他们学习并不一定要如影随形,不间断地听他们耳提面命.你只要用心感受、注意观察,有时甚至无须言语,就能领悟到许多.如果说从身上,吴建民看到了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从周恩来总理身上,吴建民则领略了外交的魅力.此时此刻,这个本来并不期望跨进外交领域的小伙子,开始对外交有了兴致,有了一定的认知了.但他此刻的更多努力,还限于当一个好翻译.真正领略外交的意义和内涵,则是在又过了若干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