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译版《宣言》的传奇

初译版的《宣言》一共印了1000本,如今留存在世的仅有7本.这本书的发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请看摘自陈晋所著《八十年奋斗记――中国探求真理的道路》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1920年1月,陈独秀乔装打扮成一个商人,坐着李大钊赶的一辆骡车,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陈独秀因从事爱国活动被军阀政府逮捕.出狱以后,他决心到上海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与其他热血青年一起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建党首先,需要一种理论武装.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宣言》的英文书.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准备带到上海译成中文.

在191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他们的《宣言》,被零零星星地介绍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便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由于形势的迫切需要,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宣言》.

陈独秀到达上海不久,在上海附近的浙江义乌县分水塘,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始做一件大事――翻译《宣言》.不过他依据的是日文版.陈独秀听说后,喜出望外,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陈望道译完这本书便托人把译稿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仔细翻阅.了译稿,十分满意,还动笔核对了一遍,决定作为图书正式出版.但是,他遇到一个现实问题：怎样筹措出版经费呢

恰在这时,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特使来到了上海,担任翻译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他们来华的目的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此前他们在北京曾和李大钊联系,商量了在中国建立的问题.李大钊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们到上海来找陈独秀.

在上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讨论建党的时候,提到准备出版《宣言》,但印刷费遇到了困难.维经斯基当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帮助印刷.

出版《直官》和筹建中国,就这样同时开始了.

1920年8月,第一本《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印刷出来了.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午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书中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仅仅是“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词句,就使许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进步人群,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力量.早期的中国人,大多是通过阅读这本书以后开始确立自己的信仰的.

后来说：“1920年,我读了《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周恩来对《宣言》这本书的翻译者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等都是这里的学员.那时,每个学员人手一册《宣言》,并由陈望道给他们讲授.刘少奇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等从这本书中,我了解了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当中文版《宣言》在国内逐渐传开时,许多远在海外寻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也是通过阅读《宣言》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蔡和森在补习了4个月的法语后,就开始“猛看猛译”《宣言》.他把《宣言》段落抄录在卡片上,站在开会的会场上向大家讲解.陈毅、向警予都是一边学法语一边读《宣言》.李维汉回忆说,他读的是蔡和森翻译的《宣言》,从此才明白只有走“十月革命”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

1922年,朱德出国前没有读到《宣言》.他后来说：“我当时还一无所知,手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连一份《宣言》也没有.”1922年经周恩来介绍,朱德在欧洲入了党,才第一次看到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由此看来,中文版的《宣言》至少在1922年就流传到海外了.

初版的《宣言》一共印了一千本,如今留存在世并被发现的有了本.而在这每本书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1975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陈望道,便十分关心地问起：“你译的《宣言》的第一版找到了吗那真是十分珍贵的呵！”陈望道回答说：“太遗憾了,现在还没有找到.”

事有凑巧,就在这一年,山东广饶县的刘集村,第一次发现了周恩来关注的第一版《宣言》.这本书最早的主人是20年代初在济南党组织负责青年工作的张保臣.有一个来自广饶刘集村的青年女教师,叫刘雨辉,经常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不久,他把这本《宣言》送给了刘雨辉.1926年,刘雨辉回到家乡过春节,送给刘集村党支部的礼物,就是这本《宣言》.

从此,这本《宣言》成为刘集村党支部经常学习的材料.党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给人们讲解书中的道理.不识字的人问：“这些道理俺以前没有听说过,到底是谁讲的呀”刘良才就指着书上的马克思头像说：“就是这个‘大胡子’说的.”于是,当地老百姓就把《宣言》改了个叫法,叫“大胡子的书”.他们经常说：“照大胡子说的做,没错！”《宣言》教育了刘集村几代共员,刘集村为革命献出了28位烈士,有190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年,刘,良才被党组织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临行前,他把这本《宣言》交给了第二任支部书记刘考文手中.1932年刘考文被捕前,又将《宣言》交给了老员刘世厚保存.为了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刘世厚曾把《宣言》埋进锅灶下面,居又转到粮囤下,几经转藏,又塞进房屋山墙的鸟窝里.194‘年4月18日,伪军扫荡刘集村,全村者了大火,已经跑出村外的刘世厚,傍晚时分又偷偷返回家里,从着火的房子里抢出了《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他用棉线把这本快散页的书重新缝好,在扉页上盖上了自己的私印,用油纸和老蓝布层层包好,放进一个小漆匣里.1975年,85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把这本书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