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外来词音译回潮之文化

摘 要 ：语言在同他族语言交际的过程中,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与之接触的语言文化中借用本族语言文化所缺少的东西,这种表达的空缺造成大量外来词的出现.日益剧增的外来词使得原有的词汇不能适应新的命名和表达的需要,汉语面临着命名的危机,音译词因而成为语言借贷行为种日益显露的“群体”.通过对汉语外来语中的音译词展开文化层面的分析,认为音译词除反映了本民族的审美心理、求吉心理,彰显本民族文化的“互文”,也体现了对异质文化之“异”的认同和尊重.

关 键 词 ：外来词；音译；文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22005

语言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的重要媒介,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和发展,也必然带来语言的分化、统一和发展.随着人们之间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和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必然会引起各民族语言的接触,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地和那些邻近的或文化优越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等要想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那是很难的[1].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甚至断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 是绝对纯洁的,我们也找不出一个没有吸收外来词的民族.”[2]

一、汉语外来词历史流变

只要全人类还没有使用共同语,外来词现象就不可避免.外来词的产生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外来词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语言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外来词”的界定尚未统一.有学者认为,只有音译词才是外来词,意译词应被排除在外[3]；王铁昆则明确指出：外来语是指从外民族语言中借用过来的含有音译成分的词语,汉语中那些完全用汉语本身的语素材料来表达外来概念、外来事物,而不借用外来语音形式的意译词没有任何音译成分,是不能看作外来语的,原封不动地使用外民族文字写出来的词语也不属于外来语[4].也有学者将音译词、音意合译词和通过借形手段引进的日语词统称为外来词,而将意译外语词汇叫做“准外来词”[5].事实上,“只要某个词汇所表示的概念并非出自本民族语语言文化社群,而是来自于外族语社群,该词汇便可视作外来词,而不管它是音译词还是意译词”[6].

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规模吸收外来词有三次,一是汉唐时期,二是明末清初到“五四”前后,三是改革开放至今.汉代的“丝绸之路”给国人带来了如葡萄、珊瑚、牡丹、石榴、菠菜、茉莉、胭脂等等,这些物品的名称早已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原,至魏晋南北朝便广为传播,随着佛教的兴盛和佛经的翻译,一大批佛教词汇便走进汉语,其中一大批已经完全进入汉语词汇库中,诸如佛、浮图、法宝、无常、劫、众生、不二法门等,这些词汇与佛教教义有关,尚可看出来源.但有些词汇,如塔、一刹那、安居、境界、大千世界、五体投地、心心相印、昙花一现等词汇,已经完全融入了汉语语言文化系统.

明末清初到“五四”时期,汉语吸收外来词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哲学及日常用品等.这个时期的外来词,最初以音译词居多,如希卜梯西（hypothesis）—检测设,理弗留里（revolution）—革命,赛恩斯（science）—科学,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等等.这些大都是政治词汇,这批音译外来词只有极少数得以流传下来进入汉语语汇系统.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日语译名进入汉语,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一些转用日本的词汇如哲学、科学、物理学、化学、意识、观念等词汇已成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中国近代新 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7].

改革开放后汹涌而至的外来词现象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外来词引入.这批外来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性质上较之前两次都有很大的变化.新生事物层层涌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新潮迭出,在语言上表现为大量的新名词,不仅有物质性名词,还有精神性名词；不仅有科技性名词,还有包括文化哲学性名词.从语言形式上看,出现了许多“字母外来词”,如CT检查、BP机、T恤衫、IC卡、三S研究会等等,而且音译外来词也呈上升趋势.新时期外来词的输入数量不断加大,而且外来词的借入形式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显示出当今汉语对外来词的承受能力正在加强.将外语词原封不动地借入汉语,说明民族固有构词心理在外来词的吸收上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人们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消化外来新词.

二、汉语外来词翻译变迁

善于吸收外来新事物、新词语,是汉语富有生机的表现,也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这些外来语的产生和发展是文化传播交流的生动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外来词要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必须接受汉语的语音、语法和构词规则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语法和词汇规则.汉语的单音节、象形方块文字的特点等,使汉语对外来词的改造要比西方语言间的词语借用显得复杂,却又别具一格,更富于创造性.外来词是语言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概括起来,汉语对外来词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音译法、意译法和音意兼顾法.

在外来语的译介过程中,一些外来词进入汉语时借助音译.汉语中的音译外来词,其构成理据是把某一外国语或外族单词分解成若干音节或音素,然后再从汉语中找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音节去替代.音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曾经招致一些权威人士的轻视甚至否定,而音译所适用的有限场合也似乎证明音译只能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然而音译作为消弭不同语言之间的鸿沟、传递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交际方式,挑战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尽管语言间客观存在着不可译的现象,但音译架设了从不可译到可译的桥梁.

汉语在吸收拼音文字外来词时,意译往往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人们对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之类）以外的抽象概念往往不喜欢音译,而更倾向于意译.这是因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方块字形的表意文字,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传统方式是汉化意译,即按照外来词的形态结构和构词原理直译过来,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使之民族化,如：超人 （superman）、毫微技术（nano-technology）、千年虫（millennium bug）、（hot line）、冷战（cold war）、绿卡（green card）、快餐（fast food）、鸡尾酒（cocktail）等等. 音意兼顾,即选用接近外来词词义的汉字进行转写.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具有很强的审美意味,所选汉字往往可以诱发丰富的联想.汉语同音字多,为译名用字的筛选提供了方便,使翻译能够实现部分或是全部的音意兼顾.如：佳能（Cannon）、香波（shampoo）、味美思（vermouth）等.当年林语堂先生在《语丝》杂志上独创“幽默”（humour）一词也是音意兼顾的典范.

汉语外来词理论一贯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形式以意译为主,音译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然而近年来,外来词中音译的比重正在大幅度增加.究其原因,应当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我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了外民族的文化,而变得善于接受了,同时也与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以及所接触的文化有关.适当地引入音译,将极大地丰富汉语的内涵,也有助于缓解翻译的困境.音译还是我们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保持对外交流能力的一条捷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必然会从其他语言中不断吸取养料,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与外来文化接触交流的日趋频繁,外来词相应大量增多.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强,各国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科学创新层出不穷,反映这些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的词汇不断涌现,无数的外来词源源不断地以音译的形式为汉语所吸收,语源主要为英语.它们遍及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生活用语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如伊妹儿、因特网、、基因、克隆等.

意译是一种直观、亲切的翻译方法.但意译的结果往往免不了曲译.这种“亲切感”和“一目了然”坏处也很大.它往往容易使人麻痹,误以为中文译语的字面含义就是原词的含义.例如“意识”（consciousness）和“意识形态”（deology）,容易误认为后者包含前者.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差异存在,音译便必然存在.合理的音译有助于在译入语中适当地吸收异质文化因子,补充和丰富译入语词汇库.我国历史上外来词的翻译经历了从音译回归的过程.现代外来词音译的趋向反映了人们对原语的尊重以及对原语国家文化身份的尊重.

三、外来词音译回潮的文化因由

大量的音译词丰富了我国的语言文化,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8]音译词承载着原语的文化信息,既是译入语对原语的文化承诺,也同时是对译入语自身文化的承诺.翻译不但需要考虑源语的内涵,还应考虑能否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音译不是简单地用相同或相近的汉语语音词组来表示原语词,而是需要运用一定的技巧,把原词译为符合汉语习惯并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语音相近的词.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反之,就会被淘汰.

(一) 民族的审美需求

由于汉字既表音又表义,并且相同的字音多对应有不同意义的汉字,这虽然给音译的定名带来诸多不便,但同时也使音译丰富多彩.“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篇》）无论人或物,都要有一个讲究的“名”,才能得到人们的喜爱和认同.“正名”的文化传统,使国人在译名的字词选择上特别审慎.在音译词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有：可口可乐（Coca Cola）、席梦思（Simmons）、雪碧（Sprite）、耐克（Nike）、可伶可俐（Clean-Clear）、康乃馨（carnation）等,这些词的翻译都抓住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在选用作为音译符号的汉字时,尽量用那些接近原借词所指事物或概念的形象之字眼,从而使读者从音译词字面意义上,很快领悟原借词所指称的概念内容,而且还能产生一种美感.

如果译词只抓住语音相似的特征而忽略了不同字词给人们带来的不同感受,那么这个事物就会有 不同的命运,如：西门汀（cement）、德谟克拉西 （democracy）、赛因斯（science）、布尔乔亚（bourgeoisie）等,当时同样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究还是被人们所舍弃,最终被“水泥”“”“科学”“资产阶级”等意译词所取代.主要是因为有些 音译选词过于晦涩不易上口,有些则是因为我们汉族人不习惯于音节太多的词,两三个音节最符合汉族人的词感.

由于原语和归宿语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者认知习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外来词在由一个共时系统转移到另一个共时系统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原语与归宿语某些音节的相似之处,融进了归宿语使用者对其所指称事物的认知、评价和审美情趣等.于是,使用者们便尽可能地选取那些与原语有点关联的字眼,有意拼凑从而附会出一种内部形式,使得归宿语带上了生动的内部形式色彩,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解和识记.

(二) 民族“求吉”心理

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的全 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8]外来词总是作为外来文化的凭借和媒介而由贷方语言落户到借方语言的.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落户”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借方”,其深厚的文化、凝重的积淀对外来词的引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中华民族在言语交际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心理定向反射.

“TOEFL”一词,作为一门外语的英语水平考试,中文翻译依其发音,选用了日常祝福语“托福”二字,而非“拖扶”“托伏”等.这如同口语常说的“托您的福”,表示依靠某人的福气使自己幸运,其祈求好运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外来词,虽不是直接表明该概念的内涵,但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下,这样生动形象、简洁明快的表现手法与当代大众文化直接性、平面性的特点相一致,使得所译的词具体化、形象化了.又如,telfron是现代科技中高分子材料中碳氟树脂的一种叫聚四氟乙烯的化学材料,国内各商家倾向于把这一化工原料译为“特富隆”或“铁富隆”而不是最初的“特氟隆”,反映了汉民族追求“富裕”“兴隆”的心理.

不仅音译词如此,某些音意兼顾的外来词,如“保龄球（bowling）”,选取“保龄”二字,其“保持青春年龄”使人不由联想到了“保健、青春永驻”等意思；男装品牌“金利来（goldlion）”,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托福”“保龄球”“金利来”“特富隆”等词汇与它们所负载的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多词语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承认,正在于它们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含义,即人们对其所指现象的传统观念、文化心态、审美情趣以至怀有的某种偏见等. （三） 民族的文化“互文”

由于汉语中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表义的原因,当代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总是愿意接受那些在字面上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外来词,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喜欢选用音意兼备的汉字来翻译外来词中的语音部分,凭借这种循音命名,使人能产生与该事物相关的某种联想,从而造成一种油然而生的“望文生义”的效果.这种“依音赋义”式的音译外来词的趋势,实际上是汉民族在他者文化中寻求自身文化体认的方式,是一种文化互文,表现出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常“尽可能地使语音外壳似有所指,把音译词、半音译词打扮得像个地道的汉语词,这是汉人的一种心理定势,也是汉语构词法的要求,其积极的结果是词面义与词义的巧 合”[9].

一个外来词出现了,人们的心理定势很自然地从汉字的形体联系到语素的意义,力求从外来词的外在形式反映出一定的词义.人们在引进外来词进行再创造时,很少使用语素任意结合的方式,而总愿意利用现成的语言材料,在已有的意义基础上,将其置于汉民族语言的造词和构词模式.而这种相似性原则造成的结果,不仅使得外来词有种“似曾相识”之感,易于为本族人所理解、接受,而且在表意层面上,也能够看起来有理据可循,给人以更深刻的理解和启示.

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一书,成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像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在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叫作“形学”.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但译成《形学原本》,显得太陈旧了.“几何”二字,在中文里不是一个数学专有名词,而是个虚词,意思是“多少”.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国时曹操那首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对译Geo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对发展我国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有一种叫Revlon的化妆品被巧妙地译为“露华浓”.“露华浓”一词取自李白描写杨贵妃花容月貌的名诗《清平调三章》之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又如,德国名车Benz,在内地译为“奔驰”,音韵相似且纵横驰骋,尽显豪迈之气；在香港译作“平治”,令人联想起《大学》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尽显汽车一族领袖之风范.这些译名之所以在汉语中固定下来,因为它们在传递他异文化的同时,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互文投射,引起接受者的语言亲近之感.

(四) 他者文化的体认

由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当某一语言词汇所表示的概念移植到另一语言时,常常会出现词汇空缺现象,即另一种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统一概念.而采取意译方式移植的词汇,就只能是一个文化上的替代品,是原语言词汇在新的接受环境中的投射.由于语言和传统文化思想方面存在差异和隔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借助中国文化而进行的.佛教在传播形式上以中国原始教的道术为媒介,用老庄的一些言论来进行比附,也就是“格义”的手段,将完全异质的恒河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勾连起来,实现两种文化的对话.这种“格义”的手段就是早期的中国佛教讲师们把自己本土原有的儒道学说与印度佛教作比较的一种方法,又称“配说”或“连类”,汤用彤称它是“中国学者企图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第一种方法”[10].

“格义”是一个文化传统对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诠释,是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认识与理解的途径和方法,是语言上的意译之法.这种方法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其最终目的在于“会通”,通过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以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但并不能帮助接受者逼近语词的本真,注定会造成误读和扭曲.明末清初,随着基督教的东进,西方的逻辑学也挺进中国这块古老的文化土壤.logic初入中国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并没有这样一门学问,当时的学者从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寻找替代品,也就是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名学”“辩学”“明理学”,只是交互文化理解中的一种“类比”,是一种初步的、过渡性的方法,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这一独特文化体系的体认的加深,Logic被音译为“逻辑”并因此固化下来,这一从意译而音译的过程,实际上包含着艰难复杂的文化对话和视域融合的过程,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共同交往的成果.

不仅汉语在接受其他语系的词汇时表现出从意译到音译的变化,在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下,占据霸权地位的西方话语系统在接受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词汇系统时也体现了同样的变化.这并不是简单的翻译方法的变化,而是镌刻着一种语言文化对另一种语言文化的他异性的体认和尊重.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翻译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时就说,“多数情况下,我宁取表面笨拙的译文,以便能让英文读者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等重要术语的翻译皆附加拼音,这个方法虽然笨拙,但它可以不断提醒英文读者,被翻译过来的汉语词与它的英文对译其实并不是一个意思.”[11]

四、结语

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结果,而语言接触又以文化交流、文化接触为前提、为共生物.因此外来词也是异文化的一种存留,就此而言,它也许可称为“异文化的使者”[12].佛经翻译中由音译带来的新鲜感、陌生感和神秘感深得时人的欢迎,恰当的音译在佛经的传播中起到了极大的教化作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时的音译手法,使中国士人了解到西方学问的本原.而新时期人们在词语使用上对音译的包容,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趋新、求雅、尚异的社会心理,也体现了汉民族文化进步和对他异文化的尊重.音译外来语不仅可以成为汉语家族的新鲜血液,也会激发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兴趣和热情,并促使汉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精彩的角色.

作者简介：辛红娟（1972）,女,江苏徐州人,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南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通讯作者：宋子燕（1957）,女,湖南长沙人,上海开放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