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文对夏目漱石的译介与创作上的呼应

摘 要：陈德文曾译介过夏目漱石的数篇小说和散文,这背后包含着时代精神和个人体验的因素.而陈德文的散文创作也在视角、立意、情感等方面与夏目漱石有所呼应.

关 键 词 ：陈德文；夏目漱石；散文

陈德文为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主要翻译过岛崎藤村、德富芦花、东山魁夷、幸田露伴、松尾芭蕉、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井上靖等日本知名作家的散文、小说.其对于夏目漱石作品的译介活动,主要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品主要包括小说《哥儿》、《草枕》、《三四郎》、《从此以后》、《门》等,还翻译了漱石的多篇散文,包括《入社辞》、《凯威尔先生的告别》、《火钵》、《下宿》①和《白发人生》、《病愈回归》、《正冈子规》、《雾》②等.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以社会、人生为主,始终没有离开生活,并富有理智思考和精神探索.以“三部曲”为例,它们“逐步确立男女爱情矛盾这个基本主题,着重表现个人道德与世俗的矛盾,仍然保留着社会批判的内容,同时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断前进”.[1]

陈德文选择翻译夏目漱石具有批判社会、探索人生意味的作品,一方面固然由于社会环境、时代精神所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刚打开视界的研究者们还在探索着现实主义的道路,漱石的上述小说被当作了日本近代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另一方面,就译者个人而言,或许对于此类以社会人生为基础的充满理智探索的作品情有独钟.译者除与作者在气质禀性、生活体验上应该有些许相似点外,其独到的学术视野也是重要因素.

翻译研究之余,陈德文自己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目前已结集出版了《我在樱花之国》、《花吹雪》、《樱花雪月》三部散文随笔集.陈氏的散文可以分为主要的两大类：一类是关注人生百态和社会世相的,这其中又包括了品味人生苦乐悲辛的怀旧之作；另一类是纪游性的文字,主要是作者在日本访问期间的游记,其中饱含作者对日本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广闻博识.作者身为一名学者,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对日本文化风俗的谙熟,使其文章包罗万象,联想丰富,游刃于两种文化的对比和交流.然而作者生于农村,家境贫寒,求学之路亦是甘少苦多,“他以少时务农的实诚劲儿做学问,‘土地’和‘文学’是他人生的两个关 键 词 .土地养成朴实,文学赋予丰赡.朴实和丰赡是他精神世界的特质,也是他散文的风格.”[2]

陈德文关于纪游性的散文着眼于对自然美和人文美的艺术追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追求自然美的文化、文学传统的影响.而夏目漱石的作品对其而言是另一番体味.选译的漱石作品以小说为主,涉及广阔的人生世相,陈德文以小说的广角来观察社会人生.《乌鸦》、《演歌》、《冬夜的叫卖》、《千年虫》、《贺年卡》等等,身边可见可闻可触的事物信手拈来.其散文由此充满生活的质感,也为理智提供了根基.理智暴露生活的问题,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在他的关于社会人生的散文中,很容易发现理智分析思考的影子.《盆节的悲喜》、《灵魂的失落》、《我是中国人》、《老后》等,关于社会秩序、民族文化和生死等人生重大的问题,理智的思考和反省是必不可缺的.

漱石在作品里也表达了一些悲情倾向,小说总是表现主人公在爱情或现实面前的失意,散文或是窘迫生活的写照,或表达留学期间的无聊,或是对死亡的深切体悟,等等.漱石因家道中落,出生不久即被送出寄养,成年后为生活奔苦,患有严重的胃病和精神衰弱症,精神和肉体饱受折磨,可以说是充满忧患的一生.对漱石的遭遇,陈德文在感情上应该是同情的,他出生于农村,幼年生活的艰苦、求学经历的坎坷正常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感情,却也造就了他朴实厚重的品格.他坦言：“我的经历充满坎坷,忧患是人生的底色.较之欢乐,我更关注苦难,痴爱悲情文学.我写怀旧散文,总是有意无意顾念这种‘人间的悲哀’,执意从中发掘生命的美丽.”[3]在回忆文章中,他一面回味着童年天真的时光,一面抚慰着家庭贫苦的伤痛,还一面寄托对祖母、父母、“三友”的怀念.“痴爱悲情”是译者与作者感情上的相通之处,能够产生更多的共鸣,能够更好地表现原著,是译介成功的重要因素吧.

陈德文是偏爱散文的,不仅翻译了很多名家的散文,自己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夏目漱石具有对社会人生的理智思索,这在日本文学纤细、含蓄的传统看来,格外引人注目.因而这样具有独特性的作家作品对译者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极可能存在的.当然,陈德文本身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涵养也足以支撑其朴实和丰赡的文字.可以说散文首先传递给读者的是精神和情绪,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原作特有的精神、情绪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为译者所受容.译者的受容在其自身的创作当中有时也会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而展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