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阿拉伯语是“金婚”

仲跻昆教授学术小传　1938年2月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曾于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进修.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阿(拉伯)友协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译协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阿拉伯作协名誉会员.曾任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兼希伯来语教研室主任、北大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外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参加《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词典》等语言工具书的编纂.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东方文学辞典》、《东方文学史》(副主编之一)等文学工具书撰写有关阿拉伯文学部分词条或章节.发表有《阿拉伯：第一千零二夜》(“21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之一)、《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等论著.译有(部分为合译)《沙漠――我的天堂》、《难中英杰》、《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选》、《本来就是女性》、《一千零一夜》、《库杜斯短篇小说选》、《纪伯伦散文诗选》、《阿拉伯古代诗选》等小说、散文、诗集.

采访人(问)：仲老师,今年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成立60周年,请您先谈谈阿语系当年刚成立时候的一些状况.

仲跻昆教授(答)：阿语系原来是属于东语系的一个教研室,一个专业,最早建立于1946年,所以今年是原东语系建立的60周年,也是现在的阿拉伯语系建立的60周年.当年建立东语系的时候,阿拉伯语方面需要请一个人来主持.请谁呢就请了马坚先生来.

问：请您谈一谈马坚先生.

答：马坚先生原来是穆斯林派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那儿学习《古兰经》,准备让他回国后去翻译《古兰经》的.他在学习的时候是很用功的.他应当说是当年去埃及留学的穆斯林中学有所成、成就最好的,因为他比较用功.后来他曾跟我说过,他这个人呢,先天不足.他先天不足有两方面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他是早产儿,他妈妈生他时不足月；再一点就是从知识结构来讲,没有上过高等学校就出去留学,之前学的是一些伊斯兰宗教,中文学的是古文,英文也是自学的.所以他比较刻苦用功.他用功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不论天多冷,早上5点钟闹钟一响,就用脚蹬开被子,因为天很冷,这样就迫使自己起来用功.还有,就是国外的检测期比较长,有三个月,他就利用检测期钻图书馆,每个检测期能翻译一部书出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把《论语》翻成阿拉伯文,还好像是用阿拉伯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穆斯林的概况的书,向阿拉伯人介绍.回国后还从阿拉伯文翻译了回教哲学、回教教义这一类书,向中国人介绍.所以他在学术上是比较有成就的.他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阿拉伯文钻得比较深,古文也不错,还有就是他英文也不错,后来他还从英文翻译了希提的《阿拉伯通史》等一些书.所以我觉得老先生的确是我们一个学习典范.

他是阿语系的创始人,他的功绩在于把阿拉伯语的教学引进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应当算是我们这些高校阿拉伯语师生的“祖师爷”.所以我说他是“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因为马坚姓马,由于他的努力,在我们中国、在北京大学才有了阿拉伯语系.

问：请您谈一谈您自己的一些情况.

答：我是1956年入学的,所以今年是东语系、阿语系系庆60周年,还赶上马坚先生诞辰100周年,而我个人和阿拉伯语的“结合”今年也整整50年,应当算是“金婚”了.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学阿拉伯语呢当然小时候也读《一千零一夜》等一些书,但开始我不是想学阿拉伯语.我过去在中学演过戏,在大连话剧团做儿童演员,而且我对文学比较爱好,所以在这之前也有过做演员、当作家这些理想.但后来到东语系后就面临一个选专业的问题.当时1956年的形势是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就引起了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所以那个时候中东地区比较热闹,学阿拉伯语自然是个热门.日语当然也是个热门,大家都去报.但是我从个人的好恶来讲,就觉得别的可以学,但日语坚决不学.因为我是大连人,大连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叫关东州,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台湾和朝鲜,完全是殖民地,比满洲国还要日本化,所以亡国奴的程度更厉害一些.我那时候虽然很小(因为我是1938年生的,所以还比较小),但是也还是尝尽什么叫亡国奴的滋味.所以从感情上来讲,绝对不学日语.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可以学别的,但是不学日语.现在看来,这样当然也不对,但那时候年轻人就是有这样一个思想.至于其他一些专业,我有时候又觉得太小,不想学.所以就使了一个“招”,就是把日语放在第三志愿,第一二志愿是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因为日语很热门,所以这样就肯定不会把我录取为日语,而只能把我录为前两个专业之一.就这样,我学了阿拉伯语.

问：我们都知道阿拉伯语很难学,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答：阿拉伯语的确很难.当时我也听说是比较难学,现在这一点也是大家公认的.为什么说难学过去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原来东欧国家的外交官,如果懂一门外语,工资可以加百分之十,但是如果懂汉语或阿拉伯语的话,工资就加百分之二十,从这点来看,阿语和汉语就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了.那时候我们去访问马坚先生,马先生就说,你要说它难,也难；说它不难,也不难.要说它难,俄语有六个格,阿语只有三个格,这样一比,阿语也不过如此.马坚先生还说,“难能可贵”,只有难,学出来才算有本事.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觉得还是应当把它学好的.而且那个时候,上个世纪50、60年代,正是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形势、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学习劲头还是比较大的.那时候也常有阿拉伯代表团访华什么的,所以也觉得阿拉伯语用处比较大.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当老师的呢

答：我是1961年留校的.开始,没有我当老师这个名额.那个时候我记得同学们分配有去总参的、中调()的、也有新华社等部门的,还有一个名额是北大研究生,我就想报这个研究生.因为我觉得军队纪律严,当时的我有点吊儿郎当的,不太适合.再一个,我觉得阿拉伯文这么难,这么深,好像自己还学得不够,还想再学点儿,所以就报了阿拉伯语研究生.然后我就回家等信儿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填个表,然后等上面统一分配.后来我接到通知,让我留校当老师.

问：从您当老师到现在有45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您当老师的体会是什么呢

答：我当教师的体会就是,一个人,你可以不当教师,按现在的说法,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可以觉得哪儿挣钱多,去当“大款”；也可以觉得哪儿可以官运亨通,去从政当“官”.但是你要是做教师,在我看来就是,你要么不要做教师,要做,就必须要做好.为什么因为搞别的,好坏很大程度是关系到你自
己.但是你做教师,面对的是一些学生,是活的人,教好了,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栋梁,教不好,你就是误人子弟.所以做教师是必须有责任心的.因此,我觉得做教师必须要做好,道理就在这儿.当教师必须要投入,因为如果不投入就做不好.误人子弟,从某种意义来讲等于犯罪.另外,过去中国的传统是“天地君亲师”,这么个排列顺序.天、地、皇帝、父母,再往下就是老师了.实际上从接触来讲,老师是学生的一个样板,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从我个人体会来讲,我因为过去演过戏,在中学演过,后来大学时在北大也演过戏,红过一时,后来到干校也演过.我就感觉,教师实际上也是在演戏.一个人大概总有些表演欲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歌星,想当明星,他就是有一种表演欲,希望能够向人展示自己.教师呢,实际上也是整天在演戏,也是向学生展示你自己.展示什么一个是你的学问,一个是你的人品.演艺界有个说法叫做“德艺双馨”.做教师恐怕就必须要做到这个“德艺双馨”.从业务来讲,你得是拔尖的,从人品来讲,也应当是为人师表.演戏,可以演正面人物,也可以演反派人物,无论正反,只要演得好,都会令人叫绝,为你捧场.但是做教师不行,教师是只许演正面人物,不许演反面人物的.要是有什么事做得让学生和别人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三道四,那这个教师是绝对不成功的.这就是我做教师的体会.

我做教师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马坚先生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比较深,他说：“教师啊,就像一口井,只有把自己挖得更深一些,水才会源源不断,才会出清水.如果这口井挖得不深,打上来的往往就是泥汤子,给学生喝的就是泥汤子了.”所以做教师就必须不断把自己往深里挖.否则的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在课堂上让人家问不倒,就必须要好好备课.所以我对于备课,自己觉得还是很认真的.

问：听说那时候阿语系的发展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招生也很多,学生出路也很好,学术方面的成果也很多.

答：是的,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年级,当时的形势逼着大家去好好学习.之前我也提到,不仅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后来黎巴嫩美军登陆、伊拉克“714革命”、埃及和叙利亚搞合并后来又破裂,还有阿尔及利亚反法殖义斗争等等,中东地区很热闹,这就迫使我们努力学习.从国内来讲,正赶上大跃进热潮,每个年级都报名,翻译多少本小说或是搞字典.现在看来,包括亩产多少斤什么的,那时候有很多浮夸的东西,但当时身临其境,在那个热潮中,大家的热乎劲儿还是很高的,晚上大家一起在一个小屋子里搞科研到十一二点,然后到勺园去吃夜宵,吃馄饨,挺热闹的.我觉得那样的搞法对学习还是有一定的促进的,而且有一种互相推动,大家合作的精神.还有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请外国代表团、党派代表团、政治代表团,阿拉伯这么多国家,建交的请政府代表团、民间代表团,没建交的就请党派代表团.那时候我还三年级不到一点,就拉出去短期集训,然后就去翻译.那时候我被派到沈阳去,所有阿拉伯代表团到辽宁参观访问时,我都得参加接待.这样也有促进作用.三年级学生常常就被借出去为代表团翻译,这样就促使大家不断地搞好学习了.

问：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那时学习情况怎么样阿拉伯语系还招收新生吗

答：开始的时候没有招生,后来就招了工农兵学员.那个时候我在干校劳动.劳动开始是很苦的,在江西南昌鲤鱼洲,是鄱阳湖围堤屯田的一个小岛,发大水就很可能把整个岛淹没.后来有的专业在那儿也招过工农兵学员,不过阿拉伯语专业没在那里招过.那个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是血吸虫疫区,北大、清华有不少人在那儿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在那儿种稻子.

问：那时还学习阿拉伯语吗

答：不能搞专业.那时候,生活上很苦,但从当时的心理来讲,甘于吃苦,好像就是要锻炼.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要求进步,要求在“风口浪尖”里摸爬滚打,“一颗红心献给党”.那时候西语、东语、俄语系,也就是现在的外院被编为九连,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外院一些老教授互相都很熟,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住在一个大草棚里,同吃一锅饭.有一些老教授,家里怕他们生活过不惯,还从北京家里寄些罐头、糖果、饼干什么的.结果不行,发现这些东西,就要统统没收,大家还开会进行批判,说,“这是改造么”收到东西的人就低着头接受批判,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送到幼儿园去.

问：听说您特别喜欢编剧,您都编过什么戏

答：我编了一个剧,叫《传家宝》,也叫《一根扁担》,是个对口诗剧,两个人来演三个角色,我一个人演两个角色,还有个梵语专业的张保胜演另外一个角色.那时候北大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批判剧,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讲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上了大学,说“北大是个大染缸,过了多少年不认爹和娘”,变得讲究吃穿,后来经过干校的劳动锻炼,再重新把贫下中农的品质又捡回来了的故事.这个剧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什么的是不太对,但这个现象,就是有些山沟旮旯来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变得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忘了本、丢了本色这类事情,依然存在.所以这个剧也可以一分为二地看.这个剧在当时很轰动,不仅在江西干校演,还演到了北京总校,又演到了汉中分校；不仅在学校里演,还到社会、工厂、农村、别的干校等地方去演.演戏的好处,老实说,就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艰苦的劳动,少吃了不少苦.后来他们又调我回北京来参加北大的文艺小分队.当时北大的思想文艺宣传队是搞得很有名的,我们演一些剧、说相声、对口词,也唱歌、跳舞、唱样板戏等什么都有.我是演员兼创作组的.

后来搞复课闹革命,我就忍不住想搞业务了,在小分队里就有点“消极怠工”,说我写不出来,没生活.后来他们就把我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开始时教研室接了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要出两本书,让我校译,一本是《阿拉伯半岛史》,一本是《科威特简史》.再后来正好外边要人,我就到苏丹打井队去了.

问：到苏丹打井是怎么回事

答：当时我们给苏丹修公路,是江苏省的援外项目,要求北京地质队水源队去为修公路找水源,需要翻译,就让我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也知道苏丹很苦,但是我从来没出过国,很想出国,因为觉得我学阿拉伯语应当在外边见识见识.能出国简直就是一种政治待遇,因为当时我们都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能出国就好像在政治上合格了.出去的确是很苦,但是从生活来讲那时候在国内也不富裕.苏丹是世界三大火炉之一,非常热.洗完一件衣服晾在那儿,等下一件洗完再看这件就已经干了；坐汽车的时候也没觉得出汗,但下车之后屁股上是个白圈――盐圈；日本的体温计挺好,想写几个带回来,没注意,回来一看,已经顶爆了.我们虽然是专家,但
似乎是把“五七道路”走到了国外,每天穿着工作服,背着大水壶,戴着大草帽,顶着大太阳,在荒郊野地里测量、奔波,住的是简易的活动房,热得要命.那时候虽然生活很苦,但是两年下来,对自己的口语、口译水平都有所提高,对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所以能有机会出去,还是很好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给一千美元或者几百美元,也不肯出去.我们那时候不行,在我看来只要能让我出去,给的钱能够生活就行.当然不出去也能学好.出去有出去的学法,不出去有不出去的学法；出去有出去的好处,不出去有不出去的好处.这不是绝对的.像我第二次出国到埃及进修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不是很想出去了.所以我的学习积累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在国内完成的.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从苏丹回国的

答：1972―1974年我在苏丹,然后回国就是教他们倒数第二届的工农兵学员,75年入学的那批,到昌平太平庄搞“开门办学”.开门办学的意思就是,走出课堂去办学,把学生带到社会上去,走出校门.开的门是北大的校门.

开门办学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把学生教好的,因为我跟你们说过,既然是个教员,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应当尽好自己的责任的.

问：后来您还出国留学过吗

答：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我就到埃及开罗大学去进修两年.因为我觉得人家好像都镀过金了,我还没有,一直都是在国内学.在苏丹走了两年“五七”道路,好像也不算数.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就出去了.我在埃及的时候,把当时的文化参赞得罪了.

问：您一个留学生怎么敢得罪文化参赞呢

答：埃及每年有一个定期的书展,往往都是12月底到1月之间,书展上各个国家、各个书店的书都集中在那儿,书价很便宜,至少打七五折.我看着这些书很眼馋,我知道北大的书很老,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是整天钻图书馆的,所以哪本书放在哪儿,图书室里有哪些书,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国内的国际书店派了两个人去,他们说,如果回国后北大认账,付给他们人民币,他们是可以这些书的.北外是事先就有这样的约定,但北大没有.当时我就说没问题.但是这个参赞向我们索要国内的照会、证明或者委托书.我说我没有,书展就快要闭幕,现弄也来不及了.那个参赞就怎么也不答应,就是刁难我们.正好那个时候过年,我们就去看望大使,然后聊天,大使姓姚,人很好,也很有学问.大使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我就谈起了这个事.我说书展马上就要闭幕了,我想给学校写一批书,这批书这样写最便宜,我想学校一定会付这个钱的,但是参赞不答应.大使一听,当夜,那时候都12点多了,就打把使馆的会计和这个文化参赞叫去了,当着我们的面批评了他.然后拨了一些钱,让我们给学校挑了一些书.我就跟顾巧巧(现阿拉伯语系教师)挑了好多书.所以你看现在好多书都是当时我们挑的,装箱海运,给学校写了这批书.回来以后,图书馆老袁(原东语系图书馆工作人员)说：“啊呀,你们这批书写得太好了！”但他不知道我们写这批书是多么艰难.

留学的头一年,旧章未废,新章未立,除了吃住,我们的生活费每月仅有10元人民币.过了一年,生活费才提到了每月40块人民币.因为这样,我们在国外要写书什么的都很难.我们那时候应该算是访问学者,但是其实就像个穷学生.六七个人甚至没有一架照相机,也没留什么照片.那时候光知道“肯德基”、“麦当劳”,埃及也有,但我们从来不敢问津,我们没在外边吃过一顿饭,没在外边喝过一瓶汽水.那时候我就觉得,像我这样去进修没意思.因为在国内,图书馆有多少书我可以随便看,而在外面我写不到书,没有钱写书.而且我和外国教授总要有些交往,但我没有礼品,不能请人吃饭.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有些屈辱.

老实讲,那时候论学问我不会比谁差.有个外国人,说是要搞博士论文研究,连一句完整的阿拉伯语都讲不好,书却能写一大堆.可是我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早一点让我出去,如果条件能更好一些,我也许会做出更多的成绩的.现在,年纪大了.

问：但是您在阿拉伯文学方面、翻译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很丰硕的.

答：是,我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我翻译了一本《阿拉伯古代诗歌选》,这样呢,我等于把阿拉伯的一百三十多个古代诗人,大概有四五百首诗歌(不一定是整诗),断断续续地翻译了过来.因为我觉得阿拉伯的文学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它的文化和文学都是很深厚的,可谓源远流长.因为上古时期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都在现在的阿拉伯地区.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可以和中国相媲美.中古时期,相当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后,阿拔斯朝时期,那时候世界只有“两霸”,一个是丝绸之路这边的中国,另一个就是阿拉伯大帝国,它横跨了亚非欧.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文化呢,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是处于神权统治的黑暗时期,罗马帝国是讲究一神教的,而过去希腊的时候是多神教,所以罗马就把希腊的很多东西毁了.但是阿拉伯这个时候是大量地吸收,而且在宗教上它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它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还有中国的东西都吸收进去.它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相当于它的一个编译局、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和科学院.而且它不单纯是翻译,还有加工创造,所以在哲学等各方面都很好.甚至在语言方面,阿拉伯语,就像现在的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当时中亚、波斯、西班牙等都可以不用别的语言而用阿拉伯语.这边呢,就是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当时的日本、越南、朝鲜,都跑到长安来学习.所以阿拉伯的文化、文学、历史,很多东西都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的研究.

阿拔斯朝的诗歌,绝对不会比我们《全唐诗》的诗歌少.才逝世不久的绍基戴伊夫(shawqī Dayf),算是阿拉伯文学史方面的权威,他写的阿拉伯古代文学史,有八卷本,《一千零一夜》才占那么一页或是一页半.阿拉伯文学史中很大部分是介绍它的诗歌.所以我翻译的《阿拉伯古代诗选》,也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它的诗歌是很好的,格律很严谨,而且是抒情诗为主,他们没有长篇史诗.所以它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阿拉伯诗歌虽然好,但是那些不懂阿拉伯文的人怎么办所以就要翻译,翻译出来后还要让人家看得出来是诗,读起来有诗的味道.

都说翻译难,译诗更难.有的人认为诗不能翻译,但是我认为还是应当努力去翻译,所以在这方面作了些努力.我有些诗翻得还是不错的.像我那本《阿拉伯古代诗选》里面有两首《悬诗》,一首是乌姆鲁勒盖斯的,另一首是祖海尔的,这两首诗是《悬诗》中最有名的.每首悬诗相当于一百个“贝特”(bajt)左右,每个“贝特”相当于汉语的两句,所以一首悬诗译成中文就相当于二百句左右,要一韵到底.我的翻译就是一韵到底的.我翻译过诗
歌、小说、散文,其中有纪伯伦的《泪与笑》,我觉得翻得也还可以,有的还被中学生课本给选进去了.我的翻译原则就是：那边要对得起原作者,这边要对得起读者.就是说意思要忠实于原文,这边中国人读了还得像那么回事.这就既要求阿语水平,又要求中文水平.你们这些学外语的,将来就是一方面阿拉伯语要学深学透,另一方面就是汉语也要好.特别是越到高年级,越要往深里学,在很大程度上要拼汉语.

再一个就是,我写了一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我觉得它的特点在于：这样一部文学史,阿拉伯世界都没有.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把阿拉伯现代所有国家(除了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索马里以外)的文学全都作了介绍.阿拉伯出的文学史还没有一本把这些国家文学全都包括在内的.最多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各写各的,综合一下的也不过是把突尼斯的沙比、伊拉克的鲁萨菲、宰哈维等著名诗人包括进去.至于也门的、巴林的、卡塔尔的、阿曼的、科威特的、阿联酋的,甚至沙特的、苏丹的、利比亚的、摩洛哥的、阿尔及利亚的等都没有写进去.而我的书是综合的,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都有.这应当算一个特点.还有就是他们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一般都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连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纳吉布马哈福兹都没提到.而我的书从19世纪初一直写到了2004年.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我这部文学史跨度大,内容新,鲜活.再一个,黎巴嫩或西方,信基督教的人往往对伊斯兰教有偏见,而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写的又往往受宗教信仰或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我两边都不是,我有我的观点,我觉得哪个说得更合理就采取哪个,所以我写的可能更公平、更客观些.这也应当是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我书里引用的诗歌,在翻译上还是比较认真、比较讲究的,不像现在有些诗歌翻译,读起来让人感到别扭,不太像诗.我的这本书虽然并非完美,但至少还有以上这些特点吧.这本书好像也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

我现在正在搞的国家课题是《阿拉伯文学通史》.那就是要把古代的部分再写进去.这部分,讲义什么的我也有一些了,还有一本《阿拉伯古代诗选》,另外编《东方文学词典》时,我把阿拉伯一些古代诗人、文人的简介也都整理出来了,所以将来拼拼凑凑,写《通史》也不会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做了些事的.所以到我退休的时候,埃及高教部给了我一个表彰奖.其实也就是一张纸,但我觉得挺舒服的,这至少证明外国人承认我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自己良心上过得去,总算做了一些事,而且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还教了这么多学生.做教师有个好处,叫“桃李满天下”.其实古人说的“天下”哪儿有那么大,最多有几个省大；孔子的弟子三千,有七十二个人成贤好像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这个“桃李满天下”,是确确实实的.到国外去,看到使馆、学校、工地等好多人,都是我们的学生.虽然有些人我不大认识,叫不出名字,但他们认识我,说起仲老师,大家还都知道.仅是这一点,也让我感到很欣慰,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还是做了一些事,而且到临死之前,还可以继续再做一些事.

今年正好赶上我们阿语系创立60周年,也就是全国的阿语进入高校的60周年,所以我认为全国的阿语界应当总结一下,坐下来展望一下前途,好好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共同来做些事情,把中国的阿语真正搞上去.中国的阿语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阿拉伯语教学要深,要高,要精,要尖,要用更少的时间培养出更多高深精尖的人才.所以每个人应当负起责任来,站好自己的岗,把好自己的关,无论教学的、行政的、学的、教的,应当各司其职,完成好自己的任务.这就叫任重道远,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

访谈整理：徐文、付志明

责任编辑：魏丽明